黄海飞

　　近年来，“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当代文学史料学”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热议的话题，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学术期刊上商榷的文章也屡见不鲜，甚至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比附为“乾嘉学派”重现，或是“文献学的转向”。陈子善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此时出版既恰逢其时，又似乎可视为某种症候，预示着现代文学文献学将跃入新的阶段。

从“史料”到“文献”

　　作者开篇给现代文学文献学下定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以搜集、整理、考证、校勘、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为宗旨。”但同时在后面加注，认为“又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里就涉及两个概念，即“现代文学文献学”和“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界至今仍对二者有所争论，有必要做一点梳理和辨析。

　　从概念使用的时间来看，史料学当然更早， 甚至可以说是文献学的前身。一般认为，一九八五年马良春发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 标志着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意识的自觉。由于是学科草创期的宣言，文章在史料分类上难免有些混乱，如第六类“文献史料”本身命名就有问题，将“文献”归入“史料”门下，更是不妥。但马良春将“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认定为“文献”，又表明作者对“文献”的定义较之古人有所前进。刘增杰曾坦言自己对这两个概念“犹疑不决”，在二00四年《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将二者混用。二00六年又发表《报刊文献与现代文献学的创立——以师陀研究为例》，而二0一二年最后还是决定用“现代文学史料学”为著作命名。谢泳在二00八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中主张在现阶段仍称史料学，但也不排斥将来条件成熟时，可以建立文献学。即便到今天，仍有学者如刘勇、付祥喜等坚持使用“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一概念。

　　那么，“现代文学文献学”最早是谁开始使用的？ 追溯起来，解志熙二00三年召集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虽然未明确使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概念，但讨论中已经触及这一话题。二00四年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马俊江首次公开提出“建立一个现代文学的亚学科—现代文学文献学，已经是势在必行”。最早在论文标题中使用这一概念的则是徐鹏绪，五年后他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这是以此命名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必也正名乎。”要建立学科，我们首先应该在学科名称上达成基本的一致。我个人更为认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且不论“文献”在古代已经包含有文字典籍和时贤所言， 今天这个概念也已更新，不再只是指称文字类史料。在古典文献学领域，“文献”一词也已指代“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就范畴而言，两者并无实质区别。第二，“文献”较之“史料”更具学术指向性。第三，使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可以承接“中国古典文献学”，更具学术传统。第四，“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接受度明显要比“ 现代文学史料学”更高。

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起点问题

　　较之于学科名称，另一个问题—现代文学文献学起点的讨论稍显冷清。同样在序言中，陈子善这样写道：“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程，文献学研究的实践，如果从一九二0年一月上海新诗社编印《新诗集（第一编）》算起，至今正好一百年。”这当然首先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述，站在今天往前回溯一百年，但也显示出作者的起点意识。

　　马良春在宣言中简单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工作，尚未触及起点问题。樊骏在经典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中也未明确界定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起点，但文中提及：“ 像《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第一版《鲁迅全集》（一九三八年）的编辑出版，许寿裳、许广平等人的鲁迅回忆，阿英、唐弢、林辰等人对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都属于筚路蓝缕的最初成果。”这里提到最早的成果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倘若将其作为起点，时间则在一九三五年。这一判断被后来的一些研究者继承。

　　较为特别的是刘增杰， 他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 史料学）的起点设定在一八九五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开篇就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是中國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的年代。诱发文学思想变革的，从政治上看，是一八四0年以后步步加深的民族受辱感对知识者刻骨铭心的伤害。这种民族危机感到了一八九五年前后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开始了悄无声息的萌动。”显然，刘增杰受到“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 理论的影响， 强调近代文学的转型作用，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献学的起点前移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关于起点的讨论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但学界主流观点仍将现代文学起点定在一九一七年附近。以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为例，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开篇旗帜鲜明地宣布：“一九一七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程光炜等五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也认定一九一七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1915—2018（第四版）》则一如书名，将前三版认定的一九一七年提前至一九一五年。

　　这里实际存在两个起点，即现代文学文献的起点和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起点。前者时间很早，几乎与现代文学同步;后者则要晚很多，需要对现代文学文献有自觉的整理与研究意识，产生较大规模的影响。前者确立难度较大，随着新的发现可以不断往前追溯;后者则较为稳定，可以确定一个基准点。由以上梳理，或许可以达成某种共识，一九三六年阿英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正式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诞生。

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门类及方法

　　如作者所述，该书从其个人研究实践出发，选取了十个方面，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具体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基本面向，进而讨论这些发掘和研究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深入和拓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这十个方面—作品版本研究、集外文和辑佚、手稿的意义、笔名的考定、书信的文献价值、日记中的史料、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史实探究、作家文学活动考略、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也可视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门类的尝试。

　　该书之外，至今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教材的还有三本。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主要接续中国传统朴学传统，将新文学资料学分为五个部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版本、校勘、目录。其作为开创性著作，奠定了以后学科门类的基础。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主体部分主要介绍各种类型史料的使用，如域外史料、“政治运动”中的史料、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作家全集、作家传记、作家年谱、作家日记、作家书信等， 分类细致。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分为源流篇、形态篇、应用篇、人物篇，架构相对系统。其中应用篇又分为史料类型与书刊目录研究，版本、注释与校勘、考证，辨伪与辑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四章，继承并发展了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的框架。

　　该书选取的十个方面，则带有更多“个性色彩”。作者在引言中也承认，例如像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无非是我个人兴趣使然，未必是研究者都应该关心的”。但从中仍可看出某种架构，是在朴学的基础上有所损益。首先是版本学。作者精研版本，对现代文学版本研究有深刻和独到的见解。例如作者通过对《呐喊》三个版本的梳理与考证，得出结论：“初版本固然应该重视，再版和三版本等也并非可有可无，有的甚至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对签名本价值的强调是作者的创造。尽管前人如唐弢等已介绍过签名本，但近年来大力提倡并以专著形式来研究，陈子善当属第一人。书中写道：“从签名本中，可以考察作者的文坛交往，以至了解作者的著书缘起、思想变迁……只要是签名本， 即使不是初版本，它的价值和意义仍十分重大。”从初版本、再版本、三版本到签名本， 包括下文将讨论的手稿本，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版本系列， 建构为书中多次提到的“现代文学版本学”。其次是辑佚学。作者在这一领域精耕数十载，著作等身，先后辑佚过郁达夫、周作人、梁实秋、徐志摩、台静农、张爱玲等著名作家的集外文，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升为辑佚理论。第三是手稿学。该书第一次将其纳入现代文学文献学范畴，是一大创举。实际上，书中另两讲—书信的文献價值、日记中的史料也属于手稿学范畴。作者早在二00五年就已提出要重视手稿学的研究，十几年后他在书中写道：“就‘文本发生学研究而言，手稿（包括草稿、初稿、修改稿、定稿乃至出版后的再修订稿等）的存在和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大大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捕捉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文本。”第四是考证学。考证实际贯穿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书中“笔名的考定”“文学社团史实探究”“作家文学活动考略”都属于这一范畴。

　　当然，该书名为“十讲”，对于现代文学文献学门类的划分无意也无法齐全，例如校勘学与目录学就不在其列。作者在引言中说得很清楚，此书“也并不能涵盖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全部，诸如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研究、档案史料研究、文献编纂成果研究、网络资源整合研究，等等，都值得关注”。但这一框架仍给现代文学文献学门类的划分提供了极富启发的坚实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陈子善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二0二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