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

　　新媒体时代如今涌现的《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国工匠》《典藏里的中国》等“文物类”节目“邂逅”电视娱乐圈，影视明星+娱乐手段+文物背景，引起了文博界之外的阵阵反响，被称为是一种工业化的“文创产品设计”，是“网红式消遣”的绝佳方式。也有人批评将“文化富矿”变成了“贫血洼地”，因为这类节目留恋于演绎古人表演成分，文物本身的魅力及背后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并无深刻挖掘，更没有对古代科技创造的发现进行介绍，也没有对古典艺术珍品的享受进行引导。但是这两个范畴的分离或结合，至少打开了人们思考的闸门，倒也引发了科技与艺术高度融合后的话题。

一

　　中国史前陶艺开创了化学变化为“彩陶”的艺术，雕琢钻磨的工艺技巧又使软玉从“礼玉”门槛迈入狞厉美感的神人艺术。冶铜合范铸器技术更使青铜器作为第一流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五彩纷呈的境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镶嵌两百多块绿松石的铜饰牌，成为工精华美的艺术珍品。商周时期迎来了中国青铜艺术的高峰，安阳殷墟妇好墓四百六十余件青铜器，精良的铸工，繁复的纹饰，宏伟的造型，被誉为独立的青铜雕塑，不仅有超人虚构的神物，也是青铜艺术的盛况缩影。

　　随着失蜡法工艺技术和错金银工艺的应用，春秋战国青铜器既有精美纤巧的外貌美观，又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出土的有翼神兽和银首人俑铜灯，都是工艺技术与诱人艺术的独特融合。这种科技创造与艺术享受的风尚直到汉代经久不衰。如汉代长安与洛阳出土的青铜羽人，很有可能与来自安息（伊朗）公元三千年前的艺术作品有关，神来之笔引出了艺术创作的最根本动机，艺术的想象搭配青铜铸造技术，完美表现神人的造型。

　　中国金银器皿从春秋晚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就已出现，汉代海昏侯墓等王陵大批出现金制品，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金银制品，特别是西方金银器输入受到王公贵族青睐，隋唐时期金银器皿达到高峰。西安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使用了钣金、焊接、浇铸、切削等等综合工艺技巧，锤揲凸出的精美纹饰和造型变化取得了丰满华丽的艺术效果。仅以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为例，器物器壁锤揲出曲线水波纹，碗底锤揲出海兽，周围还有鸳鸯，这种锤揲技法使器物凸凹起伏，刻画出汹涌的水势。这种艺术表现风格明显是粟特人继承波斯萨珊的做法。没有技法就不可能搭配创造如此情景的画面。何家村金银器中诸多器物，宛若是有灵魂的雕像，静止的画面上有着信仰的美感。

　　唐人富于艺术气质，既有虹吸鲸饮世界艺术成果的雄心，又有不故步自封的胸襟，从唐初的追求圆满到盛唐的弃旧图新，在艺术创造上使用了足以迷人的手工匠师的叙事手段，每当我们看到那些精彩绝伦的文物，透雕纹饰的香囊熏球，舞马衔杯仿皮囊壶，叶茂花繁的金花银盘，都不由自主地为其赞叹称绝。

　　西域发现的很多文物，丝绸织锦、玻璃制品等，都说明中西技术与艺术的互相融合。从地理位置上讲，西域不仅是东西交通的交叉口，也是各种文化交汇之地。波斯和粟特艺术与唐朝的东方邂逅，将故乡与他乡的文化融为一体，但是更要注意希腊罗马各种理念、科技远播与交汇，要研究西域粟特人以其闻名于世的创造力使各种概念运用于具有想象力的设计之中，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展示迷人的形象，促进文明价值的创造，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令人赞叹的精美文物不仅增加了人们技术性的知识，更主要的是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西安出土唐开元十一年（七二三）骆驼载乐俑，被夏鼐先生赞为“雕塑艺术和陶瓷技术相配合所产生的结晶”。爱因斯坦曾指出，想象力是知识进步的源泉，所以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文物上那些飞禽猛兽、怪异人像、奇花异草等种种绚丽造型，虽不一定有科学依据，但是幻想的自由带来了艺术的说服力。

　　艺术家往往是敏于事的体悟者和风气之先的表现者，但他们依靠独特的科技手段将其相互推波助澜描绘得合情合理，科技对艺术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相同的是，艺术心态对科技的运用也是无法脱离的。艺术灵感激发科技技法，科技工艺又开启艺术的进一步幻想。科技与艺术这两者孪生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文化的性格，成为传世的奇迹，受到后人的激赏。

　　中国丰富多彩的文物原创性与新奇感的展现，特别是其细腻的精雕细刻，令人叹为观止，这不仅是技师工匠精益求精的打造，而且是艺术实践和审美体验的尝试创新。科技与艺术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真是“物如秋水波涛静，品似春山蕴藉深”。

　　科技让文化更加有表现内涵，让平凡的平面，变成了不平凡的空间，让人们感受到文化的变幻和生命的轮回，就像艺术从不拒绝技术，器物的外层需要精刻的装饰，从青铜器到玉器、漆器、金银器、陶瓷等各种精巧壮丽的手工艺品，都进行美的技术装点，但涉及器物内层的习俗理念价值观念，精神的追求和人的享受肯定是第一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艺术品永远是创作主体（艺术家）、鉴赏者和科技创造者（手工匠师）共同造就。

二

　　科技是复杂功能的调和与创造的汇总，但却是冷冰冰的。艺术则被赋予人文精神的情感价值，它是精彩的有温度的。两者形神兼备的互动，才是艺术品的生命。

　　關于科技与艺术的辩证关系，无疑是一对孪生兄弟的关系，它们越高度融合就越能造就独具一格的文化魅力。艺术用科技传承、展示和发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而且改写历史神话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科技精准的表达艺术，就会推动文化领先、震撼人心、锻造品质和特色鲜明，也使得艺术会再创奇迹，记忆不衰。所以科技与艺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

　　过去传统观念认为科学是逻辑思维，艺术是形象思维。科学家是猜想，艺术家是幻想。所以人们定义科技关注的是物质原理，而艺术关注的是人类感情，甚至认为两者是对撞、碰撞的关系。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科技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联结它们的是创造性。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也说过，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科技为古代各种材质物品带来了装饰性的外表，从漆器到金银器，从镶嵌花卉到银镀金变幻，以及丝绸绢锦金丝绣和毛织品上的纺捻;艺术都为器物、织物和用物的制造，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并激发灵感，描绘出神奇的世界，由于技术的实现而成为绝美的艺术创造。

　　新媒体时髦的先锋技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但分享的却是人类亘古的真善美，甚至把政治历史隐喻包装在一个引人入胜的华丽的视觉形式里。科技与艺术的关系，无疑是辩证的，最关键的还是一个好的主题，通过技术的延伸而成为永远的艺术。如果技术的华丽奢侈游离了艺术的初衷，那就会产生暴殄天物之感，不仅被嘲讽为工匠向高官贵族的献媚之作，也会引来后世的交口诟病。

　　文物的巧夺天工并不仅仅在于材质的稀罕少见，更在于设计思想和技术创新的伟大，巧手匠师把对生活的细微观察，投射到对原材料细节的专注和物品的改造，让人感慨设计的美妙和魅力，从而创造出惊人的艺术外观。当然，匠师们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地传播着“宝物”潜在的意图和价值观。

　　我们可以观察到，能工巧匠仅仅依靠师父传授技能并不能不断推出精品，只有领悟了人文内涵，用艺术修养涵养自身的整体素质，才能传“艺”传“神”，才能“求美”的天性远高于“物欲”的浸染。这个“涵养”就是“内化”，“神”常在则“艺”恒新，不管是金属铸造还是陶瓷烧制，或是织锦纺缎，或是石刻雕塑，各个专业的共同之处就是广义上的技术精神，贯穿于器物创造中，并将思想理念内化于作品之中。即使采用新技艺，也要蕴含着文化的神髓。

　　传神者不单是技术的传承，还要像传统儒者追求圣贤气象一样，要做有思想的能工巧匠，精通专业却有大师的气象，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们人文熏陶，尤其是那些大师鬼斧神工的作品往往让人们在作品之中领悟人文之美，我们所说的文物之美往往就是以艺术为代表的人文之美，犹如由技入道的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地进入了自由化境，制作过程就是一种审美观照和天工开物的享受，不是简单的“手艺人”重复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往往与所在地域的文化相衔接，传神中有地气，创造中有底气。在那些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地区，良工匠作的地域传统非常明显，楚文化中的漆器就与齐文化的漆器有区别，北方青铜器与南方青铜器就有不同，长安彩陶俑与洛阳的唐三彩工艺有差别。明清时期，苏州手工制造业以“苏工、苏作、苏式”支撑着“苏意”，创造并引领着江南地区的文化风尚;广州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的变化，“天竺样、广州匠”均是当年尖端技术和精工细作的结合，广绣、广彩、牙雕、成扇、家具等成为传世艺术品。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中各个地域都有着自己特色的时尚风习，并以自己创意、创造制作的器物风行全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样式”“模式”“范式”。

　　对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模式，我们期望能在“明古今之变，察中西之机”基础上，反思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作为“可视的艺术史”，科技的传承与艺术的遗传互为启动，深层次的剖析有待于人们做更广泛的考察。现在国宝级文物不仅在于它的珍贵性，更重要的在于它极具审美的特性，是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方面的相互渗透，昭示着各种文化元素的构成特征和流动线路。作为宝物的“意象”，总是不动声色地将文化价值、喜好选择、审美判断融入一件物品，或是渗透进物件形式的结构之中，因此，让人趋之若鹜的艺术作品作为后世文物总是显示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令后人进行美的诠释。

　　我们赞叹工匠的创造之美、技术之美和手工之美，在很多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里隐藏着艺术的积淀，不夸张地说，制作这些巧夺天工艺术精品的古代匠师绝不是一般的工匠，他们洞幽烛微技术创新，谙熟世俗生活需要，一片青铜、一缕丝带、一块瓷片都能映射出他们对历史的解读，对礼仪伦理的细致观照，终于使我们千年之后仍能有尝新的惊奇和获取的成就快感。

三

　　如今的文物保护仿佛享受着眼花缭乱的技术盛宴，各种仪器设备的使用，3D制造的虚拟环境，计算机复原修饰技术为文物美颜，声光电全面介入各种闻所未闻的陈列展览。然而，有多少人思考技术到底赋予了文物什么，带给艺术什么提高？科技究竟对世界文化和艺术历史增添了什么发现？正在形成的技术崇拜掩盖了对文化艺术的崇高追求，泯灭了许多神秘莫测的人心和情感创造。

　　多彩绚丽的文物成为艺术的经典，首先是因为它们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光芒，其次才是高超的技术工艺，即使技术于无形中晋升为领跑者，也离不开人的作用。我们不能重技、重物而轻人、轻道。艺术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但是技术从来不可能扮演艺术的主人。文化艺术不应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陷阱与误区。

　　综观古今中外精美文物中的作品，无一不是依靠科学的思考与艺术的想象来进行创造，审美的精神价值与自然材料的适当运用，互动为智慧的结晶。文物丰富多彩多姿，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交叉学科本身的嫁接。但是嫁接前还是需要甄别的，例如田野基础的美术考古与宋元绘画的美术史，双方就有差别，不可一概而论。

　　过去我们是艺术偏好的受惠者而忽视技术，陷入科技的盲点，现在又重视技术的深入介入而忽视人文艺术的主题，忽左忽右都是误区。我曾多次讲过技术不能代替学术，同样，科技修复不能覆盖艺术创造。文物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有其表的形式。工匠技师借助科技和多元艺术手段，完成视觉艺术的表现与提升。视觉奇观全凭心灵的狂欢，没有艺术灵感就不会有杰出作品。

　　在艺术历史殿堂里，科技保护只是文物的仆人，科技永远笼罩在文物艺术本身价值的光环下，科技保护永远超越不了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所以文物本身也影响着科技保护，不要刻意强调科技保护的主要潮流，更不要随意说什么科技引领文化发展，主流文化还是依靠人的思想创新，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科技背后有着专业技能的训练，而专业技能背后又有着丰富的人文神髓，只有这样的神髓才能达到技艺与精神交融、常新的境界，才能使当时的艺术品后来的文物精益求精、做到极致。

　　“神”在“艺”中，科技的创造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后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并在欣赏价值观念层引起一场变革，促进了人类核心文化的发展。古代精湛手艺与审美品位密不可分，更蕴藏着对世间万物的细心观察，有著深刻体悟的内省，科学技术的本质归结于人类精神的创造活动。

　　使人不胜忧思的是，当下国内文物保护界和“文创”旗号下文物仿复制行业，有一种起哄架秧式的趋势，对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不理不睬，市场上充斥着浊浪排空般的劣质复制品，不是弘扬艺术的文化而是倾销低档假货，使海内外对中国古代艺术品产生了疑窦与偏见，这是我们不能忍受的心理反感和对先祖文化遗产无所畏惧的反感，亦是一切为了高雅文化而献身的工艺大师和艺术家不愿意看到的。当下从业人员把文物科技做成枯燥技术的铺排展示，把保护复原搞得脱离历史背景不伦不类，影视创作者又爱在“我在故宫修文物”或者“上新了故宫”之类泛娱乐圈里陪衬小角色的表演，蔑视科技理论仅凭刀斧手艺怎能明了艺术价值的提升，所谓的“文物修复医院”不懂艺术匹配留下许多笑柄，其实就是借着噱头偷换科技与艺术交融的概念。

　　从历史图谱来看，技术与艺术不能分离，科技与文明更不能分离，科学技术是人性的延伸，是生命节律的运转，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每一项科技发明都不是孤立的冷冰冰的，就像机器的发明受着人类文明价值观的指挥，计算机互联网也受着人的思想与创造性操控。每一件文物都倾注了制作工匠自己的审美观念，设计与制作的路线是否合理首先要考虑到艺术的价值，精美的顶级文物归因于匠师的贡献与占有者欲望的驱使。

　　当前把既懂科技又懂艺术的高品位的文物修复师，矫情地称呼为“工匠”，甚至还冠以所谓“大国工匠”的称号，面对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多彩文物，这是一个事关国家艺术水平和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专业，不懂得基本原则而修复性破坏的事例举不胜举，“一本正经”地讲文物却将考古艺术“边缘化”，甚至冠以“修复大师”名号的人不懂文物的创造历史，没有基本的涵养背景。

　　我们更要警惕“影视明星+娱乐手段+文物背景”这种低智化倾向继续蔓延，参演明星表演夸张，台词造作浮夸，特效虚假生硬，文物宛如推出剧情的工具，缺乏基本逻辑思维，片方所谓介绍成了讨巧卖点营销标签，以此迎合观众的娱乐趣味，过度的娱乐出圈使得观众懒得动脑费心，浅尝辄止，更不会反思，打着国宝“活起来”的幌子充斥着不讲文物艺术和科技保护的尴尬场面，文物成了纯粹消遣娱乐的题材。

　　科技与艺术是相辅相成的，工艺精微，固本开新，每一个朝代、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工匠求变思想与精神追求的结果，只有承认思想是精神的不竭资源，又是精神追求的结果，才能理解文物的精巧美意和巧夺天工，才能真正体悟到每一件文物不仅仅是“制造”，本质上更是“智造”，文物的多彩交错不是单一的庸俗僵化，不是为了“萌态可掬”而失去科学的普及。

　　文物精品是科技美感与艺术熏陶的统一，是工匠手艺与奇思妙想的浑然一体。文物从“活起来”到“火起来”，只有找准科技赋能与艺术价值结合处，才能激活民族自信的星星点点，在中华文明時空里彰显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