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

　　二0一八年十一月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黄马甲”运动席卷了法国。这场示威运动发端于民众对油价持续上涨和政府加征燃油税的不满，随后迅速扩大为全面声讨二0一七年上台的马克龙政府及其一系列改革。面对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法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动荡，马克龙政府一面在十二月道歉，暂缓加征燃油税;一面发出号召，要在全国展开“大辩论”，法国乡镇首脑联盟（AssociationdesmairesrurauxdeFrance）发起倡议，邀请民众填写“陈情书”（cahierdedoléances），对政府政策提出意见，希望以此重新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在二0一九年“大辩论”期间，总共搜集了一万六千份陈情书，它们随后被送往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数字化整理。

　　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陈情书”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陈情书以及相关的“三级会议”等历史名词，早已退出法国的政治生活。它们在历史上最后一次的著名亮相，恰恰也是在政府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不过，陈情书并未拯救改革，却吹响了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的号角。

　　一七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法国国王向全体臣民发出一份信件，邀请他们在三月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日会集到一起，各抒己见，再写成陈情书上交国王，共同解决王国的危机。这是法国人民第一次获得话语权。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化和政治动员旋即发生。按照国王的要求，全体二十五岁以上、有固定居所、登记在某类税赋名单的男性臣民都受邀参与。当时法国总人口为两千七百万，成年男性人口约为六百万，其中至少五百万成年男性直接参与了陈情书的起草。这意味着，在短短的几周内，70%—80% 的男性成年人口直接参与了这场运动。全国首先产生了六万份陈情书，它们被集中到一千二百个次级司法区，整理归纳后送至四百个司法大区，三个等级就此分别总结出十二份陈情书，总共三十六份陈情书最后递交到凡尔赛的国王手中。

　　最早系统地研究一七八九年陈情书的学者，是法国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他在一九00年左右出版的《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fran?aise ）巨著中系统地利用了陈情书材料，认为这些材料反映了法國人民的诉求，强调它在研究革命起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饶勒斯不仅自己从事历史学研究，更在担任议员期间推动通过议案，搜集出版了数以万页陈情书，将其向公众开放。不过，亦有一些学者怀疑陈情书能否真的反映法国民众的诉求，他们认为第三等级中的精英垄断了陈情书的写作，陈情书不过是他们所创造的模板的重复，并不代表大多数法国人口。法国学者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并不认同此类批评，他认为想要更清楚地厘清陈情书问题，应该做的是探索过去被忽略的材料。在这一问题上，近年来的研究对象，已经由国王所阅读的陈情书，扩展到各地最原始的陈情书。塞尔纳在二0一九年出版的专著《人民要求什么？—一七八九年的陈情书》，便试图通过分析学者从未整理过的原始陈情书，还原当时法国人的诉求。

　　塞尔纳在书中首先重新解读了陈情书运动的政治背景。传统的研究认为，路易十六是被迫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的，但事实上，全国三级会议恰恰是国王对特权等级发起的政治进攻。在一七八九年夏天之前，法国人民与国王才是真正的联盟，他们携手对抗顽固捍卫自身特权的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而所谓保卫王权的贵族与教士，不过是反革命者在后世制造的神话罢了。路易十六本人的统治在十八世纪末面临严重挑战，改革却因特权等级的抵制而屡试屡败。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决定主动召开消失了将近两百年的全国三级会议，向特权等级施压。

　　国王为了挽救自己的改革，不惜孤注一掷地冒险，而受邀请的臣民，当然更不会放过这难得的发言机会。长期以来，法国人民面对加诸自身的暴政，要么使用暴力反抗，要么利用司法程序和法庭进行斗争。路易十六则给了他们第三种选择：在陈情书中表达不满。于是，人民围绕国王组建起了一个反对“坏顾问”和“贪婪领主”的统一阵线。此时的路易十六远比其祖父路易十五更受爱戴，被他的子民称为“波旁之花”（La fleur des Bourbons）。他的身上不仅笼罩着法国国王传统的魔力和光彩，还有陈情书中赋予的新光环，“自由民族的国王”。在多地的陈情书中，农民热情地呼吁国王赋予臣民自由，宣称自由的臣民将成为国王最强大的支持。第三等级请求这位“父亲”拯救他的人民，他们在陈情书中，既使用传统的方式歌颂国王的恩德，也大胆建言：只有靠“国民的议会”，他的权威才能巩固，只有与人民结盟，臣民才会永远尊敬国王。

　　陈情书让法国人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他们最重要的共同诉求，就是反对税收制度。旧制度下，民众对收入的压力十分敏感，物价飞涨，富有的教士和贵族几乎不承担什么财政义务，而平民的收入自从一七七五年以来因为经济危机陷入停滞，他们却要承受沉重的税收负担。在农村，为奢侈品消费狂热的贵族，试图利用特权，在农民身上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现金需求。几乎所有第三等级的陈情书，都一致地认为现行财税制度是不公平的：有的陈情书提出应该依据每个人的财富收取赋税，应该有明晰的税收标准。布列塔尼的陈情书更提出税收问题必须由全国性的三级会议来解决，要由一个全体国民同意的全国议会来批准税收。所有反抗此类改革的人，都自然地被看成了旧体制的同谋和帮凶。

　　特权等级的陈情书，则表现了更为微妙的立场。就力量而言，贵族与教士等级毫无疑问是强者，即使国王也不能任意摆布他们，然而，当下他们面对的，恰恰是团结在一起的第三等级。作为第一等级的教士陷于分裂，出身于第三等级的教士同情人民的苦难。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也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自然地想要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也不希望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失去特权;另一方面，无论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启蒙观念的影响，还是面对席卷全国的狂热之情，贵族本身也提出了许多现代性的政治要求。在某些议题上，他们甚至比第三等级要更为积极。

　　在关于“自由”的议题上，各个等级的立场极为接近。旧制度下的法国充满束缚和控制，狂热的密探随时准備拆开信件检查，国王政府和索邦神学院都有权力检查出版物甚至焚毁禁书，就连贵族也受到“密札”的威胁。因此贵族在相关诉求的表达上格外积极，南锡（Nancy）的贵族陈情书直接抨击了密札制度，对于人身自由和通信隐私权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亚眠第三等级陈情书则以人道概念，从抽象理论角度论证了保障各种自由权利的合理性，这份陈情书，还将言论自由视作构建社会契约的基础条件，以及造就“公民”的先决条件。不过当涉及信仰自由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从一六八五年撤销南特敕令之后，天主教就是法国唯一的合法宗教，新教徒直到一七八七年才获得合法身份。一些激进的陈情书主张完全的信仰自由，要求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新法国。这一要求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也为日后法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司法议题也是贵族的重点关注对象。旧制度下的法国当然也有法律，可它要么是国王在御前会议中决定的，要么是买下官职的法官商定的。旧制度中真正的权利，更多来自习惯。贵族们在这方面也一马当先，比如南锡的贵族提出，要建立统一和独立的司法制度，立法权则只能在三级会议内，由国王和国民代表共同掌握。他们甚至还提出建立司法文件存档制度，这也是设立法国国家档案馆这一设想的源头。芒特（Mantes）的贵族要求颁布人权宣言，确认人持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以此作为司法改革的基础，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司法独立、限制拘留、无罪推定等现代法律原则。巴黎城内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主张限制死刑，废除酷刑折磨。

　　税收问题让人民无法忍受，这与法国在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是分不开的，经济问题自然也是讨论的焦点。各类陈情书中的经济要求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当前的困难。比如马赛的第三等级，提出要直接采取紧急干预，防止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升。另一类则关注经济的长远发展。这类要求更为复杂和矛盾：沿海地区羡慕因奴隶贸易而繁荣的海港，主张开放自由贸易;内陆地区则有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巴黎特别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要求禁止粮食出口;帕米耶（Pamiers）的第三等级一面主张废除行会，一面又希望加强小作坊之间的联系。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思维和传统的经济道德主张都在陈情书中得到了体现。维克（Vic）第三等级的陈情书甚至还提出了颇具生态主义萌芽的主张，要求不要浪费自然资源。

　　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经济问题就是生存问题。焦点依然在农民与传统领主特权的矛盾之上，其中“狩猎特权”就是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狩猎曾是专属于贵族的特权，它既显示了人对动物的主宰，也在人与人之间区分出高低贵贱。农民不能捕杀动物，否则就会被课以罚金。他们不仅要忍受野兽残害他们的收成，还得容忍部分贵族不分时段地行使狩猎权，带着护卫任意践踏他们的庄稼。从鲁昂、阿朗松直至巴黎盆地，第三等级的陈情书都对狩猎特权大吐苦水。塞尔纳还敏锐地发现，狩猎权问题并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诉求，它还隐隐包含公民对自卫权利的诉求。允许农民手持武器，扑杀危害家人安全和收成的野兽，这实质上就是赋予公民保卫家庭和财产的权利，是十八世纪逐渐构建的公民观念的重要内容。农民对狩猎权利的不满，隐含的是某种产权意识的觉醒。在农村，传统的公地制度则将土地的所有权划归集体。英国人的产权和财富观念在十八世纪对法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开始质疑传统不明晰的产权制度，希望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掌握财产。通常被视作经济发动机的个人产权概念也就诞生了。若干陈情书都表达了明晰财产所有权，保护私人财产的诉求，亚眠第三等级，更是主张制定宪法来保护财产权利与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在陈情书中提出的要求远远未止步于政治与经济领域，他们显然有着促使整个法国社会更生的雄心壮志，而这正是法兰西浪漫激越风格的生动体现。他们试图以启蒙时代的世俗化道德观念，取代天主教会在道德与思想领域的专制;他们谴责教会的丑闻，要求改革教会的组织，并由国家代替教会负责主导对新一代的教育;他们没有忘记因为交不起税而无法参会的穷人，请求国家对“第四等级”加以保护;他们也没有忘记在殖民地被奴役的黑人，来自内陆的陈情书要求解放遥远海岛上的黑奴，声称加诸黑奴身上的奴役，与第三等级曾经遭受的苦难并无区别。法国的妇女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战斗，她们拒绝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讨论与起草陈情书的男性，而是起草了自己的陈情书，抗议妇女在政治上与家庭中所受的不公待遇。总而言之，法国人民不仅要解决法国眼前的危机，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更要实现理想社会的蓝图。法国要变成一个兼顾统一与平等的王国，臣民要变成公民，国王也将变成自由民族的国王。在洋溢着乐观之情的陈情书中，法国人自信他们将和平地实现革命与新生。

　　然而，这场“和平的革命”为何会以大革命收场？既然人民如此拥戴路易十六，他为何会在几年之后便落得身首异处？就本书而言，答案不仅在陈情书的文本之中，更在于这场运动本身。当路易十六发起全国三级会议和陈情书运动时，他不过是模仿祖先进行一场政治冒险。与其说他是寻求臣民的建议，不如说是为自己的局部改革寻求人民的支持。然而，路易十六重开暂停了一百多年的全国三级会议，说明绝对君主需要从人民那里求取合法性，本身就意味着绝对主义原则的失败。整个法国的政治、社会与思想状态，也早已不是一六一四年可比。路易十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改革者的形象，而非绝对君主身份本身受到拥戴。人民在讨论和起草陈情书时表现出非凡热情，来自他们身受的重重苦难：政府债台高筑，王室丑闻不断，贪婪的贵族重新强调已经松动的封建权利，冰岛火山爆发带来的气候与农业危机，以及英法贸易协定对法国制造业的重创。

　　因此，本来只想要获得形式上合法性的国王，收获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员。这场动员创造了一个“人民剧场”，人民的革命激情在这个剧场中被点燃，在陈情书的讨论过程中爆发;它同时也是一场宏大的政治教育，人民在参与这场运动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第三等级作为一个整体觉醒并建立了自己的联系和组织。正是在筹备三级会议的过程中，西耶斯指出：“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然而，改革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国王并不想彻底摧毁旧体制，而一旦君主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民族国家”（Nation）这个新的主权者将立即取代其地位。旧法国的灭亡与新法国的诞生都已经写在陈情书中，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注定这一过程不会通过和平方式完成，三级会议和陈情书正是点燃稻草堆的火星。

　　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发掘出大量未经修飾的原始陈情书，其中不少文本中的语法和拼写错漏百出，也缺乏启蒙文人常用的抽象概念。然而，正是这样的材料，证明了人民的诉求并没有在陈情书层层转写的过程中被扭曲。人民并非群氓，他们或许无法精确地解释什么是平等、自由与正义，但他们清晰地知道税收制度如何不公，厌恶自己的农田被践踏，希望有权利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庭与财产，其中很多人甚至早已有在司法机构中与领主纠缠的经验。过去的一些研究者通过阅读一些陈情书的片段，断定第三等级的精英通过制造陈情书的模板垄断了书写，绝大多数陈情书不过是模板的重复。但是重复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恰恰是这些模板的内容在整个法国社会都引起了共鸣，它才能跨过地域边界在整个王国内流传。只有当模板本身与人民的诉求符合时，它才会被采纳。

　　然而，塞尔纳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他对一七八九年陈情书的呈现，是否也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陈情书所提出的要求是极为庞杂的。有人要求经济自由，有人要求贸易保护;有人主张国家扶持穷人，有人主张严格管理游民;当解放黑奴的口号响起时，奴隶主痛斥这会摧毁国家经济;当妇女为自己发声时，教士在陈情书中把社会风气的堕落归咎于她们。塞尔纳并没有阐明他如何确定“主流”。他只是不断地强调人民在陈情书中表现出的理性与现代性，这或许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人民”身上倾注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失去了对当时社会复杂多元的整体生态的理解。实际上，塞尔纳从未在书中对“人民”一词做出精准的定义，它究竟是第三等级，还是包括特权等级在内的全体法国人？如果“人民”本身的利益与诉求都是相互冲突的，那么又如何能够把陈情书中的不同要求统合为“新法国的蓝图”呢？

　　一七八九年陈情书运动本身像是点点火星，点燃了摧毁旧法国的革命之火。在两百多年之后，法国当政者面对社会与政治动荡，再次请出“陈情书”，作为凝聚民心，“共克时艰”的工具。无独有偶，马克龙总统的面孔，也被抗议者移到了路易十六的画像上。然而，正如一七八九年的陈情书不同于一六一四年的陈情书，二0一九年的马克龙与一七八九年的路易十六所处境地也有极大的不同：路易十六想要打破富有特权等级的免税特权，马克龙则主动修改了法国的“巨富税”;路易十六主动发动群众支持自己的改革，马克龙身处的风暴却是由他的改革所引发。无论是君权神授的国王，还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总统，运用“陈情书”这样的例外手段，本身就反映了法国正面临深刻的制度危机。透过两个时代的“陈情书”，我们或可窥见一七八九年革命以来，法国政治文化的断裂与延续，而这也正是《人民要求什么？》一书带给读者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