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

　　

一

　　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春天在每年的九月初日来临，届时，这个南非最大的城市的所有公共露天游泳池同时向公众开放，整个城市瞬间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处处鲜花盛开，时时莺歌燕舞。

　　可是，约堡的春风似乎迟迟不向它的西北方向吹拂，那里的大地依然封锁在劲风枯草的世界里，寒意料峭。要等许久之后，旷野的野梨花才会凌霜傲放，为这块贫瘠的大地带来一丝生机。然而，这块土地可不平凡，世界上最著名的铂金矿就坐落在这个地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00八年，国际铂金价格不可思议地飙升，从一金衡制盎司三百七十美元上涨到两千美元，巨额利润为这个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本，资本随后创造了人类的生活：十四万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工人工作生活在这里，广袤的大地上，道路疏通，工棚林立，垃圾遍野，天空被密密麻麻架起的电线遮蔽，一个古老的十九世纪西方工业神话重新上演到非洲的舞台。

　　一点也不奇怪，这里在二00六年以后成为南非最动荡不安的地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工资的罢工事件不断发生。劳资冲突就像导火索一样使各种各样蛰伏的社會矛盾一触即发。而二0一二年显然就是凶象之年，这一年，工人的罢工越来越有破坏性，也越来越不可控制，对国家经济的破坏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八月十六日，世界所有的目光都注视这里。马里卡纳工人的罢工进入第七天，依然是工人自发组织的罢工，依然拒绝通过工会来代言，依然是愤怒而绝望的面孔，依然是高昂的斗志。但与以往罢工不同的是，这次罢工在和警察、工会、公司进行了数次流血冲突后，工人的组织更加严密，手中的武器磨得更加明亮。

　　而另一方面，国家机器也在对峙中高速运作。十六日这天，布置在罢工现场的警力达到七百人，其中光特警部队就有五百人，而本应处理社会骚动的武警却只有二百人。几十辆警车把守在重要的位置，数千发子弹发给了警察，天上直升机盘旋，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或许是停在警车旁的四辆白色运尸车。很明显，一场国家机器和罢工工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所有的警察都接到南非警察局长费耶佳（Phiyega）的命令，今天必须终止罢工，罢工已经是犯罪行为，“我可以接受二十人死亡的代价”，“今天是我们警察的诺曼底登陆日”。

　　而在工人一方，这次罢工最伟大的领袖诺基在十六日清晨给妻子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妻子哭求他今天不要参加罢工了。但他对妻子说，他对工人负有责任，他必须在现场，假如他有意外，他希望妻子坚强，好好照顾他们的孩子。

　　纵观南非铂金矿罢工的历史，尚无不答应工人条件而只通过恐吓来使工人屈服的先例，这次，诺基他们或许还对国家抱有幻想，不相信自己的警察还会像在种族隔离时期的警察那样滥杀无辜;或许他们受到二0一一年四月英帕拉铂金公司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那次罢工导致一万七千名工人被开除，四名矿工丧命。但英帕拉公司答应了矿工的要求，将工人的工资从六千五百四十兰特涨到九千九百九十一兰特;或许他们还迷信前天请来的法师所施的法术，可以保证他们刀枪不入。不管怎样，三千多名矿工依然聚集在几堆乱石岗上，默默地与警察对峙。

　　工人们坐在巨岩上的时候，所有手机必须关掉，任何人都不许说话，各种交流只能通过简单的手势表达。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工人创造了自己的神秘文化，各种神秘的仪式和气氛帮助他们感受到工人自己的团结的力量。

　　下午三点左右，警察开始采取行动了。工人们可以看见警察正在完成最后的包围圈：汽车拉起的铁丝网越来越密集，工人可以撤离的通道越来越窄。这时，一个神父和工人领袖进行了交谈，并想再次和警方沟通，但警察已根本不想了解工人的想法，而是命令神父赶紧离开。另一个受工人信赖的工会领袖马顿佳（Mathunjwa）步行到工人面前，屈下双膝，恳求工人放弃抗争。他说，工人的命在资本家看来就像狗一样不值钱，他流泪请求工人放弃抵抗，保全生命。工人再次谢绝了他的恳请。随后，警察的大喇叭开始响起来，一遍遍开始播发让在场记者撤离的消息。整个罢工现场除了警察加速的行动外，一切突然像死一样沉寂。在沉寂中，一些工人选择了离开，留下的则低沉地哼起反种族隔离时代的战歌：“我们做了什么？”

　　这个时候的诺基依然非常镇静。当第二道铁丝网开始设置在工人回家的通道时，他终于下了撤退的命令，他命令他忠实的跟随者，不要跑，我们要走着出去，因为我们没有错误。然而，当他带领大家走下山岗，试图在唯一遗留的通道口撤出包围时，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警察预先设计好的陷阱—警察突然开火，地上尘埃四起，硝烟弥漫，八颗子弹几乎同时打入诺基的身体，使他当场死亡。随后，另外十八名矿工在这个现场被射杀。

　　十六分钟之后，警察制造了屠杀第二现场，这次，杀戮发生在一处乱石岗上，而神山没有保佑工人，十六名工人在东躲西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抱头往乱石岗的石缝里钻，即使这样，警察的子弹依然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从身后射杀。

　　马里卡纳屠杀共杀死矿工三十四名，重伤七十多名，抓捕二百五十多名，死亡人数大大超过警察局长预测的“二十名”。屠杀发生两次，间隔十六分钟，如果不是下决心要矿工的命，在第一次屠杀完成后，警察完全有时间阻止第二次屠杀，但没人下达停止射击的命令。这是后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掌握政权后最大的一次使用武力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的事件。警察追逐枪杀矿工的视频震惊了南非各界，令许多南非人感到又回到种族隔离那个恐怖的暴力时代。这个事件被许多学者解读为南非的“九一一”，将对以后南非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南非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从昔日的彩虹之国变成了社会最不稳定的国家，何以至此？这须从头说起。

　　上个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是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白人统治者剥夺了黑人所有的政治权利，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和经济政策，确保了各个阶层的白人利益，迫使南非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沦为南非特有的资本主义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时期产生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白人对黑人的压迫，因此，黑人的反抗便主要采取种族斗争的形式。反抗的主要政治力量以国大党、共产党和八十年代初出现的工会为代表。而这些政治力量的领导者基本为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中产阶级，他们之所以可以与工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原因是黑人中产阶级在现有制度下已无发展和晋升之道，当所有的道路都堵死时，这个精英阶级的自我解放就只能依赖于整个黑人的解放。

　　九十年代初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解体的时期，它的标志性事件是曼德拉的出狱和国大党的合法化，这样，国大党就和共产党以及工会结成金三角联盟，黑人的政治势力得到空前的整合，形成了与白人政府进行谈判以求权力和平过渡的基本政治条件。然而所谓的谈判，一定是精英阶层之间的事情，广大民众不可能具有这种高度复杂的政治和经济斡旋的能力，于是随后建立的彩虹国虽然在初期普遍反映了黑人大众的集体利益，但马上就主要服务于黑人中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欲求。

　　在这之前，即八十年代的时候，由于黑人的所有政治组织都不合法，黑人便只能通过无组织暴力搞自发反抗，八十年代的一段时期，南非已接近内战边缘。白人政权惧于这种无休止的暴动，便有了和黑人中产阶级合作的打算，他们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问题在于扼杀了黑人中产阶级的发展，而没有这个阶级作为白人和黑人底层的缓冲地带，政局将无法安稳。所以九十年代的谈判实质是在岌岌可危的政权下，白人统治者开始抱黑人中产阶级的大腿，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让渡给黑人精英，同时，要求上台的黑人精英保护白人的既得经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国大党上台后，在最突出的土地问题上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实行无偿的国有化。不仅如此，白人的经济地位也没有受到根本挑战。

　　总之，人们必须清楚，新南非之新，核心只是实现了白人精英和黑人精英联手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在二0一一年的时候，南非的百万富翁数量增加百分之十四，其中以黑人为主，但也有不少白人。这群人拥有了四百八十七亿美元资产，相当于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口控制国家百分之三十三的财富。南非近五年连续被联合国评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贫富差距的加大不可避免地使新南非变成黑人精英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舞台，使得国内政治日趋腐败和阶级矛盾日趋扩大。

　　新南非成立后，政府迅速颁发了一个对人权具有高度保护的宪法和实施充分新闻自由制度，这是最令国民骄傲的两件成果，许多人相信，南非发展的根基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然而，时至今日，发展的福祉不但远未惠及全民，各种不公正现象更是屡禁不止，由不平等和不公正造成的社会动荡、政治暗杀和警察暴力则愈演愈烈。今日的南非，各种社会矛盾都处于不断激化的状态，祖马政府的腐败，种族情绪的对立，政商之勾结正将南非拖入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南非不但与“彩虹之国”的理想相距甚远，而且更令人忧心的是，现在社会底层的许多抗议活动已有失控之势，许多抗议者放弃正常的抗议渠道，采用更加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不可控的暴力。许多地方混乱的程度令人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内乱。底层民众为什么倾向于采取冒险的行为来抗争？原因在于旧有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下情不能上达，民众只好揭竿而起。这种草根的抗议行动往往得不到媒体的客观报道，而在审判的法庭上，被绳之以法的又总是抗议的民众。相反，真正的运动镇压者却可逍遥法外。今日南非的黑暗来自统治阶级完全有能力将宪法和新闻玩弄于股掌之间。

三

　　马里卡纳悲剧之所以发生，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

　　在工人方面，这次罢工的核心力量是凿岩工人。凿岩是对工人的体力、技术和勇气要求最高的工作，也是采矿最重要的环节，没有他们把岩石一点点凿开，谈不上下一步工作。他们面临的危险也最大，因为在深井下面，塌方时有发生，这完全要依靠工人的经验来回避。同时，沉重的凿岩机又完全靠人的手臂支撑，一个工人需要以半蹲的姿势一直这样高强度地工作。工作量的衡量靠開掘岩石的进度。在历史上，开凿工人总是受到矿主的优待，他们有特殊的厨房提供身体所需要的肉食，他们受到工人的仰慕，因为他们最强壮，工资也最高。然而，随着采矿技术的不断发展，凿岩对工人的体能和技术的要求不再那么强了，公司取消了凿岩工人的特殊待遇，工人自身的优越感也随之下降。

　　由于取消了特殊待遇，凿岩工人现在的工资不足以保证自己每天都可以买得起肉食。凿岩工人月薪四千兰特，二0一二年合人民币为三千元。而每个工人平均养活九至十六人，包括自己在农村的父母、妻小和年幼弟妹的生活费、教育费。另外，凿岩工人在工地都会养一个女人照顾自己，这不完全是生理需要，也是生活需要。因为在井下工作一天之后，凿岩工的手臂往往难以伸直，连洗澡都不可能。这样大的家庭负担使得凿岩工不可能有任何积蓄。他们许多人住在矿区提供的卫生条件极差的铁皮房，几近挣扎在生活的边缘。而发达国家的凿岩工人可以拥有中产阶级的收入。

　　在领导罢工的全过程中，凿岩工人也犯了许多错误，比如他们带有一定的黑社会色彩，为了保证罢工的顺利，他们恐吓其他企图复工的工人，并下达死亡威胁书。再如，他们迷信巫术，曾重金聘请巫师来施法术，让他们刀枪不入。警察的直升机拍到了工人在进行这种巫术的活动场景，警察将之解读为工人准备好了暴力对抗的信号。

　　在工会这边，今日之南非工会早不是反种族隔离时期的工会了。那时的工会组织为草根方式，工会各级领袖都由工人选举产生，平时不脱离劳动岗位，工会确实代表工人的利益。今日之工会已经被内部的官僚体制和科层化所腐蚀，且由于和执政党结成命运共同体，工会便失去了自己的代表性，沦为政党政治的工具，同时，执政党又让出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的位置给工会领袖，这样，工会管理层便有了一个政治晋升的直通车道。所以，当南非不同行业的工会在政府与工人利益相冲突时，总会站在政府的一边。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工人和资本家利益冲突时，工会也站在资本家一边，原因是，工会高官年薪过百万，这部分钱谁出？不是政府出，也不是从工人缴纳的会费出，而是资方承担，这样，资方反而成为工会的衣食父母。这就是为什么马里卡纳罢工者决定绕过工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当罢工者第一天来到伦敦矿业集团要求涨工资谈判时，公司立刻将皮球踢给工会。当第二天，游行者来到工会那里时，工会竟然首先开枪打伤两个矿工，这样才有第二天工人复仇在冲突中杀死两名警察的事情，使暴力不断升级。

　　指挥开枪阻击工人的是两个工会的基层干部，他们原本也是矿工出身，后来被矿工选举成为工会基层代表后，开始脱离矿井，月薪也达到一万五千兰特，并有配车和手机等福利。工会的基层干部和工人已然形成两个不同的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基层工会干部全心全意帮助工会来维护资方利益的原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里卡纳屠杀过后不久，这两位工会英雄也相继被谋杀，他们死于觊觎他们位置的躲在阴暗处的工会内部的敌人。这种争权夺利的谋杀是南非工会长演不衰的剧目。

　　但是造成这么大惨案，一定有背后的主谋，许多人认为，他就是当今南非副总统拉马福萨。其实，拉马福萨恰恰是南非最大的工会“全国矿工联盟”（NUM）的创始人。他昔日是带领工人造反的英雄，曼德拉身边的“政治金童”，曼德拉出狱就是由他陪同。曼德拉多次暗示拉马福萨将是自己的继任者。拉马福萨干了两件名垂青史的事情：第一，他是和白人种族隔离政府进行谈判的主要代表;第二，他是伟大的南非新宪法的主要撰写人。但造化弄人，拉马福萨一度政治失意，被姆贝基等元老逐出政坛，遂潜心从商—不过数年便成为南非最富的人之一。二0一二年，他个人净资产为二十二亿兰特。他在南非最大的银行、电信、啤酒公司、可口可乐、铁矿和麦当劳都持有大量股份。最关键的是，他是伦敦矿业集团的黑人合作伙伴，他的公司持有这个伦敦矿业三亿股股权。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捍卫伦敦矿业公司的利益。现在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是拉马福萨出面向能源部部长、警察局等相关部门下指示，指示他们将工人的抗议活动定义为犯罪行为，最终导致镇压决定的做出。

　　在媒体方面，根据简·德肯的研究，所有报道引用的消息来源只有百分之三来自工人，其余都来自政府、工会和伦敦矿业公司的陈述。几乎没有媒体深入对矿工进行过采访。不仅如此，在八月十三日的冲突中，警察突然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攻击和平请愿的工人，双方随即发生了冲突，两名警察被打死，他们的尸体被媒体不断播报，给南非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同时，所有南非警察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杀，产生了强烈的“为同伴复仇”的心理，这就是十六日警察枪杀工人的心理基础。

　　总之，尽管工人在马里卡纳罢工中犯下了许多错误，但整个事件的性质依然是被剥削深重的矿工在对南非现有体制彻底绝望的前提下进行的武装请愿活动，因为立志在现有体制之外解决问题，这样就使自己和资本家、工会以及政府处于不可调和的对抗之中。而不同的政客和工会则试图利用这次抗争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不断地在工人背后煽风点火，这样的罢工又变成上层权力斗争的舞台，也越来越无法由工人自己控制，最终工人成为这次政治和经济博弈中的牺牲品。

　　每年的八月十六日，在约堡的春天来临前，都会有马里卡纳屠杀的纪念活动举行，但迄今为止，政府答应修建的屠杀纪念馆迟迟未破土动工，工人生活没有显著的改善，死去矿工的一大群亲属不知靠谁生活，二百五十名罢工矿工被定为谋杀罪而锒铛入狱，一些矿工因绝望而自杀。在这一切灰暗中，只有披着耀眼的绿色毛毯指挥罢工的诺基的肖像时常出现在公众的眼中，成为后面各种工人维权抗议运动的英雄。有了诺基带来些许绿意的马里卡納，春天依然迟迟没有来临。

　　（Greg Marinovich， Murder at Small Koppie： The Real Story of the Marikana Massacre， Penguin Book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