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对过去的认知，这是一条再简单不过的常识。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过去”？我们认知的又是“过去”的“什么”？是行动，还是思想？对于克罗齐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和“现在”再无法脱开干系；而对于柯林武德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和哲学要实现同一。《易传》说：“知以藏往”，这个命题极其简洁，却甚费思量。联系到它的上句“神以知来”，更是让人疑惑：历史的认知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人类来说具有怎样的高度？它的界限又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温习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叙述，并尝试以《易传》的眼光重新进行一番理解。
历史与当代：往事待今而提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过去”？“过去”是指刚刚过去的“过去”，还是已过去久远的“过去”？对前者的意识可称“当代史”，而对后者的意识则是“过去史”。我们对当代史的兴趣容易解释：我们生活在它的巨大影响之下，它鼓舞万物，摩荡时世。但我们为何对遥远的古代史充满兴趣？原因仍与上相同，古代未成绝响，它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现在”并非遗世独立，“过去”保留在“现在”之中。就算我们不谈“影响”，仅对“过去”的认知本身，就说明了人类的存在真相：不知道“过去”，我们无法安处于“现在”之中。
然而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只能立足于“现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错乱，不能自欺，我们诚然就在“现在”。“当代史”固然是今人的产物，“过去史”亦然：我们带着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思路、我们的建构重新发现和认知了它们。在此，克罗齐说出了他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4页）
这条规律适用于一切历史的写作。所以，“古代史学同古代关于宗教、国家、伦理、整个实在的观念一致；中世纪史学同神学和基督教伦理一致；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史学同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哲学一致；十九世纪后半叶史学同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一致”（同上，106页）。书写者写下的“过去”其实并不真正是“过去”，而是“现在”眼中的“过去”，这一点都不奇怪。
历史与哲学：反思成就认知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认知的是“过去”的“什么”？是行动，还是思想？柯林武德认为本质上是后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115页），而行为只是作为思想的外部表现才是可知的。所以历史学家不是要知道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都想了些什么。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对思想的思想，成了一种反思，这就与哲学达成了同一。克罗齐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把历史提高到对永恒的现在的认识时，历史就凸现出同哲学一体，而哲学不过是永恒的现在的思想。”（《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34页）
所有反思都需要目的，目的引导着行动。所以，“历史哲学靠目的概念活动”（同上，176页）。而“剪刀加糨糊”式的历史学缺乏目的意识，所以并不是历史学。“鸽子笼”式的历史学是“剪刀加糨糊”的升级版，它把历史事实贴上各种精心制作的标签，并似乎拥有了一种知识的体系，但它仍然不太高明。
目的决定方法，而非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可以只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存在。不仅如此，哲学经常陷入空谈，而历史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样，历史学就完成了对哲学的理所当然的吞并。历史学才是真实的人类认知。
历史与科学：人性创造事实
我们现在将问题归拢到了“目的”上，而历史哲学的目的何在？目的就在于认知本身。作为对“真知”的执着追求，历史学不缺少科学的一切优点。它们的工作方式也是相似的，“科学家质问大自然，用实验来折磨她，向她索取他自己的问题的答案”；“历史学把他的权威放在证人席上”，“通过反复盘问而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在他们的原始陈述中所隐瞒了的情报”（《历史的观念》，234页）。它们都不迷信权威，都要求知识的内在一致，它们的推论都有强制性。
而历史学可以宣称它比科学更优越。因为科学中“事实”的认定依赖于历史学，因为“自然科学本身，也建立在感觉、观察和试验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历史地确定了的事实上”（《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17页）。什么是“事实”？不经过历史的肯定，我们无法拥有对“事实”的认知。而没有“事实”，我们无从拥有科学。
历史学对科学的优越远不止此。科学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缺陷：它很难反省到自己之伪。历史学对此却天生免疫，它对自己的人类认知本质始终十分清醒。人类认知终究是人类认知，不是上帝认知。历史学从不扮演上帝，科学却常常由于太过自信而越界了。越界必受惩罚，但科学窥探上帝之心不死，它愈挫愈勇，屡败屡战。历史学绝不这么折腾。它非常自律，它述而不作，它知道最好的认知竟是承受。
科学追求在某一类事件中探究永恒的、反复出现的特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科学家甚至“总能在他自己的眼前重行制造那些事实”，比如重复实验对豚鼠注射一种培养基，使它产生强直性的痉挛（《历史的观念》，133页）。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来看，科学在此已大大越界了，因为它不是在认知“既存”的历史事实；相反，它是在“创作”历史事实。换句话说，这已不是在查案，而简直是在犯罪。罪犯的认知怎能是终极真理呢？
历史学对科学还拥有最后的致命一击：历史学的目光从未离开过“人”的整体，而科学既不关心人，也从未完整过，它反其道而行之。科学先是流连于人类外部的世界，又将之千刀万剐。在科学的严刑拷打之下，人心陪同世界一起碎入渣尘。历史学从不否认作为人类精神的“自由”，它知道“知识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功能”，“知识是可能的，只是因为精神的活动是绝对自发的”（同上，184页）。科学当然亦诞生于人类的自由，但它却经常忘记自己的出身。科学像一个沉迷游戏的顽童，他筋疲力尽之后回到家，发现历史始终在等着他。
历史与神话：如影随形之敌
西方人从神话中寻找他们的真实历史，而古史辨派将中国的信史批驳为虚假的神话。孰是孰非暂且不论，神话与历史的纠缠不休却是公认的。历史的前身是神话，荷马的著作是神权的传说。而希罗多德试图以历史学取代神话，不再传说，而是要进行人文主义的探究。经过两千年，历史终于将神话逐出了知识的门户：人文所到之处，诸神退散；理性照耀之时，妖魅祛除。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尽管神话在前门被扔了出去，但它又偷偷从后门潜入了。新的神话不断以历史的名义被造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进化论和进步观念，克罗齐说：“今日的进化论者是神话的创造者，他们以现代风格殚精竭虑地重写《创世记》的头几章。”（《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76页）又说：“现在那些想象和话语作为观念和事实出现，即作为神话出现：进步、自由、经济、技术、科学等神话，并总将它们理解为事实的外部原动力；这种神话绝不亚于上帝和魔鬼、马泰和维纳斯、朱庇特和巴力或其他更为粗糙的神性形象。”（同上，39—40页）
就连实证主义也难逃此劫。它先是被归入一种不太高级的哲学而非它自我标榜的科学。接下来，它又被指责为不能保持初心。我们知道，实证主义历史学开始拥有简明的纲领：“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事实是被感觉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但是，随着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精确的考订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他们却从未能踏上第二阶段。最终，他们不再顾忌常识的厌倦，将纲领的后半段砍去，永远停留在了发现和陈述事实的前半段（《历史的观念》，127—130页）。没有任何理由和目的的重复！还有比这更荒谬、更神奇的行为吗？
真正的历史哲学自然要对这种非理性的历史学进行清算。克罗齐说：“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人的理性和人的自由之反对教义和迷信的一次自我肯定，实证主义则把自然科学又转化为教义和迷信的一种新体系；法国哲学的复苏并对这个新堡垒进行攻击，可以再一次地把古老的口号‘砸烂不名誉写在它的旗帜上。”（同上，182页）
历史的本质在于认知，仅仅是认知。而神话不仅将过去定义为神迹，还要预言未来。“未来”自然是“未知”的，那么对“未知”的“知”就是十足的荒谬。但宗教和神话丝毫不惧这种荒谬，它们制造这种荒谬，实施这种荒谬，它们就是荒谬。而历史哲学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历史学家的本职是要知道过去，而不是要知道未来；而且只要历史学家声称能够预先确定未来发生的事，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知道他们的基本历史概念出了某些毛病。”（同上，55页）
所以，历史和神话永远是敌人：要么是历史，要么是神话，二者只能择一。但是，我们也相信，历史要将神话斩草除根殊非易事。而且，新的问题是，假如历史竟然做到了这一点，历史还剩下什么呢？
知以藏往：君子思不出其位
在此先跳出历史哲学的叙述，让我们回到《易传》，看看“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的语法问题。我们用“未知”来指称“未来”，用“已知”来指称“过去”。这里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我们将“来”的方法论扩展开来，用以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得出：一、“过去”是曾经来过的；二、“现在”正在来；三、“未来”将要来。同理，我们将“去”的方法论扩展，得出：四、“过去”已经过去；五、“现在”正在过去；六、“未来”终将过去。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只有句三和句四是合法和稳固的。句二和句五有些动摇，因为“现在”本是“现在”，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但很不幸，它似乎很难属于它自己，它成了被争夺的阵地。而句一和句六则是非法的：一句话中既有“来”又有“去”，那到底是“来”还是“去”呢？
就句一来说，我们总忍不住“从头说起”。如果从头说起，那么历史依赖于证据，证据又来自罪犯的犯罪行为。假如没有真凶，历史将无以为知。这样说来，“若神不在，一切皆无”。但是，我们得清楚，“从头说起”是在使用“神以知来”叙述“过去”，这是非法的。这是“神以知来”对“知以藏往”的侵袭。
就句六来说，我们总问道：究竟要到哪里去？要怎样才算一个了结？这种需求使我们无法坦然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需要具象的人格神，我们需要被许诺不变的神之约定。但是，同样我们得明白，“了结”的需求是在使用“知以藏往”处理“未来”，这也是非法的。这是“知以藏往”对“神以知来”的褫夺。
我们或将历史解释为“神迹”，以神话取消了历史（句一）；或将“未来”收入确定性的囊中，将宗教从本质上转化为一种历史（句六）。这两种行为时时发生，也时时塑造着我们，淆乱着我们的认知。但我们还得知道：混乱仍是由我们一手造成的。
柯林武德曾谦逊和清醒地问道：“我们到什么程度上可以主张所有实在都是历史，所有知识都是历史知识？”（《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杜森引用柯林武德的手稿，导言第26页）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真正的历史哲学谨守自己的界限，它拥有内在一致的贞定。它以“君子思不出其位”为座右铭，它从不越权到“神以知来”的地盘上去。当然，严格说来，“神以知来”并不拥有任何地盘，“未知”是一片荒野。而“已知”的所有领域都属于“知以藏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知识就是人类心灵关于它自己所能有的唯一知识”（《历史的观念》，217页）。
历史的认知存在于完成的那一刻：完成就是认知，“知止而后有定”。克罗齐说：“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在此熔炉中，确实变为真实，语文学联合哲学去产生历史。”（《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12页）我们将这段话翻译成《易传》的语言，那就是—“知以藏往”。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