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

　　苏北之北有徐州，徐州东南有睢宁。据说乾隆爷过徐，曾有“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金口玉言，徐人至今引以为“荣”。这个楚汉之间的小县，似乎一直是徐州的穷乡僻壤之最，却也保存着不少古风。傅刚和我就生长在这里，既是同乡，也是同学，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徐州师范学院，他是中文系七七级，我是七八级。但我们的相识却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到如今不觉已三十余年。

　　傅刚在为学上的具体得失，限于专业和水平，非我所宜评断，这里只想就其为学的风格—作风和品格，谈点个人感受。

　　傅刚的为学，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就是“一老本等”—既敦厚实在又规矩本分，既勤奋刻苦又乐此不疲，既专心致志又坚守不移，既自信自足又内敛不张，既本色地道又不卑不亢，既深谙其道又不轻不狂……当然“一老本等”也有老实而不够精明、笨拙而不够巧慧、呆板而不够灵活、保守而不够机变、迂愚而不够随流、寒微而不够发达、默默无闻而不够赫赫有名之类的意味。总之，既有正面的褒义也有负面的微词，具体所指因人而异，要在所取如何，通常多取前者。然则“一老本等”其实是两个方面的统一：选择了正面的，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负面的；或者说宁肯承受负面的，也要坚持正面的。正是在这样的选择和实行中，形成并凸显出傅刚为学的风格。

　　傅刚新著《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所收四十多篇论文，前后跨时三十年：最早的一篇为《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发表于一九八四年，系本科毕业论文，故其撰写时间应更早）；最晚的一篇为《略说上古的史官传统》（发表于二○一一年）。这些论文（并参之以专著和相关情况）显示，傅刚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两个阶段：一九九三年是个转界。在前一阶段，他的学术起点较高，路子亦正，作风扎实，一步一个脚印。不过总的说来，关注比较广泛，问题比较“一般”，方法上多用论辩，指归多在“意义”，因而可以说是以“评论”为主的阶段。本集“总论”部分的多数论文，还有专著《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都写于这个时期，应该不是偶然巧合。然则这种“评论”性的研究正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这表明傅刚此期的为学尽管个性已显，但仍未能远超“时流”，还没有形成对于自己独立风格的清晰意识和自觉追求。后一阶段的论题多集中在《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与此同时，他的《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也相继完成，即将出版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也应属此期成果。这个阶段的显著变化是：关注的范围大幅收缩，注意力集中到“点”上，方法上多用考证，指归则在于“事实”，因而可以说是以“实证”为主的阶段。这样的变化显然是其主动选择和自觉坚持的结果：《昭明文选研究》是他的博士论文，《文选版本研究》其实是博士论文的延伸，而《玉台新咏》研究也可说是前二者的延伸……如此前后一贯、持续用功达二十年，无疑是“有意为之”：“有意”地损之又损、约之又约，凝神聚力于一“点”，做长期专精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在当时虽然并非唯一，但像傅刚这样“有意”和专注者似不多见。总览傅刚三十年的学术脚步，逐渐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实学”的路径，这种实学的主要特点是：态度上敬畏诚实，没有轻狂和游戏；作风上精勤扎实，没有浮躁和懈怠；选题上专一切实，没有空泛和玄虚；方法上规范严密，没有草率和投机；指归上单纯求实，没有俗念和妄想。总之是老老实实、专心致志的学问，是纯学术的研究而无意于世俗的“实用”。

　　要做这样的实学，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而在特定的环境背景和生存条件下，还会更加困难。例如：实学离不开实证，实证必须有证据，证据又必须（尽可能）穷尽，而古典文学的学术既博大精深，又悠久厚重，证据不知被多少前人多少次地“穷尽”过了，要想发现新的证据，真如大海捞针。这就需要有足够海量的知识积累和文献占有，然而对“寒苦”学者而言，这又是很难做到的：从小家境贫寒，很少有书，甚至从未见过古籍；后遭十年浩劫，其后……总之，既没有练就“童子功”，也不能坐拥书城，仅从这一点上说，这样的实学路线并不是“寒苦”学者的明智选择。然而傅刚不仅选择了实学，而且主攻的是“老大难”题—“选学”，其知难而进的勇决可知，其付出的努力却难以想象。他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为了“亲见”文献，经常骑自行车从研究生院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早出晚归，中午不休息甚至不吃饭，每天往返近百公里，归途往往精疲力竭，其艰苦卓绝可见一斑。然则这种竭尽全力其实是他的一贯作风。他的《文选》研究以材料（尤其是版本）之多、识断之精而著称，内行人都知道，每“多”一种、每“精”一步，其艰难要多少倍于寻常！

　　再如：实学讲究规范。“规范”不只是指引文准确、注释详明之类，更重要的是要按照正确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来研究问题，这种“正确”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别择，也有自身的经验和建设。即如古典文学研究，主观感悟和客观实证都有悠久的古代传统；后来引入科学精神和方法，由大师巨匠熔铸中西、垂典立范，形成以实证为基质的现代传统。此传统后来屡经摧残终至隐微，教条式的“新统”占据了统治地位，“假大空”横行，真正的学术规范荡然无存。其后虽经“拨乱反正”，但也没能回到真正的“正”上来。随着“反思”的深入和学识的进步，才逐渐有了学术规范的意识和追求，遂向现代传统乃至古代传统寻求续接，并自觉进行新的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守持，傅刚的实学即属其例。这种实学的本质乃是追求在学术（而不是在其他）意义上通过实证来揭示真实，这既是基本原则也是根本规范，为此不仅要遵守普遍的文学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还要有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理念和方法的介入。我甚至觉得，在傅刚那里，这些已不只是“介入”，而是必由之途、宜具之法和应有之义，是系统地掌握和运用而非一知半解。易言之：从文献、目录、版本、文字、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具体到《文选》《玉台》等，既是其学术规范的应有内容，也是其研究的组成部分。所以他在这些方面用力甚勤，造诣亦深，但皆无意于自成其学，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古典文学）问题。因此在他的论著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的融会贯通，娴熟运用，这也使其研究显得更加规范、地道。然则要做到这一步，亦非易事。

　　又如：实学要求专注，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所研究的专门问题上，还要清心寡欲，甘于寂寞，专心一贯，持之以恒。然则坚持意味着聚合内力，也意味着抗拒外力。外力自然是多方面的，有两种大力是很难抗拒的：一是生存压力。这在“寒苦”学人那里一直不断：八十年代有温饱之忧，九十年代有家室之累，紧接着是赡养老人，同时还有子女上学、就业、成家……二是体制引力。随着体制对学术管理的日益全面和严密，其引诱力也在日益增多增强，于是体制与学术、利益及荣名等相互促进、彼此结固，让学者无所逃逸乃至乐此不疲。在这样的体制内，学者和学术固然有所收获，但也须为之付出代价：不同程度地降低乃至牺牲其学术品质。在上述两种大力交互作用下，很少有人能够抗拒或超脱，傅刚当然也不能免，但他在努力坚守。他很少干“非学术”的活儿，有过作家梦的他甚至连文人爱弄的“闲散”或“性情”文字也不曾染指。他虽然获过大奖，但其成果（博士论文）并非为获奖而作；虽然也承担过课题，但并未损害其实学品质，而且那些都是较早的事情，近些年来益发与之渐行渐远。

　　傅刚的这种坚守，有本性使然，有师长所授，有传统所遗，有机缘所致，有时运所驱，但在我看来，主要还是他自觉体认的结果：一是体认对象，二是体认自我，三是体认外部。对象即古典文学及其学术，他把这个看得很“高”很“重”：高是神圣高尚、美妙珍贵，因而值得为其全力付出；重是博大精深、使命重大，因而甘愿为其全力付出。所以只有以诚实相待，才能不负其对象和自己。自我体认则是“自卑”和“自信”的兼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从而选择所为和所不为。外部的各种各样条件和影响，也会给人“启示”：什么样的学问可以做，什么样的学问不可以做。傅刚常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可谓是这种体认和选择的简明表达：自知有所不能而选择所能。既然不能“多举兼得”，便只能用一生去做一件事—这是自卑，也是自谦；然而这“一件事”并非一般事，也不是随便做，而是神圣大事，必须用一生去专心做，才能做到精深和完美—这是自信，也是自许。

　　我觉得，傅刚的实学颇似老农种地：守住一亩三分，起早贪黑，精耕细作，不欺天、不诳地，不惜汗水，期于有成。不过这个“老农”还是有些“野心”的：他宁肯啥都不种，全力栽培一株佳木，希望她长成栋梁，用构大厦；但他也有些“无奈”：毕竟老农要靠“天”“地”吃饭，他的愿望能否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这里颇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然则这种悲壮不只属于傅刚一个人，其实类似的“老农”还有许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时代同类学人和学术的悲壮。

　　傅刚在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时，还特别补充说这只适合他自己，这固然又见他的仁厚和谦和，但也未必如此。实际上这话不仅适合很多人，很多人也有类似的体认和守持，因为很多人也像傅刚这样出身于“寒苦”，成长于艰难，建业于废墟，有过从“好高骛远”到脚踏实地进而有所成就的转变和发展历程。然则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傅刚的实学不仅是其自身学术风格成型的表征，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学风趋向的显示。盖经三十多年的思考、探索、选择和积累，关于“实学”的共识和取向隐然成形：在新的内外部条件下，量力而行地建立和守持新的学术理念和规范，坚持以实证为根本的精诚专注研究，力争一“点”一“点”地走向学术和人格的高境界。由此说来，傅刚的守持也有某种“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意义。

　　当然，也应该看到，这样的实学与古圣先贤所说的“大任”“风气”还是有些距离的，而与“乾嘉之学”有着某种神理符会。这里有选择也有规避。忽然想到以前有个很流行的观点，大意是：评价历史人物，不是看其比今人少做了什么，而是要看其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我觉得还可以进一说：不论是评价古人还是今人，不仅要看其能够做什么，还要看其能够不做什么。我读傅刚，良有斯感。

　　（《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傅刚著，商务印书馆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