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

　　

箭弦文章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次年五月解至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狱中周氏作打油诗度日，后来结集为《老虎桥杂诗》。这批规模不小的狱中诗，大多心气平和，或感怀往昔，或追忆儿童生活;但也有极辛辣怨毒、“缺少温柔敦厚之致”的“箭弦文章”，透露出周作人身陷囹圄时的心绪起伏。

　　《老虎桥杂诗补遗》（即《忠舍杂诗》）题识写道：“前录杂诗多所遗弃，近日重阅，觉得亦是前尘梦影，遗弃亦属可惜，因复加甄录数首，其比较尖刻者仍在删薙之列，唯首尾二章仍其旧，盖所谓箭在弦上之势也。”明知“尖刻”，有违诗教传统，为何不忍舍弃？试看《忠舍杂诗》首章，题为《骑驴》，诗云：

　　仓促骑驴出北平，新潮馀响久销沉。

　　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作义民。

　　值得注意的是诗后的一条自注：“骑驴系清朝状元傅以渐故事，此乃谓傅斯年也。”傅以渐，山东聊城人，清朝开国状元，因身形肥硕不便骑马，常骑驴上朝。顺治帝赐《状元骑驴图》并题诗云“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驴如飞”。周作人《骑驴》诗后两句，则化用南宋笔记《鸡肋篇》中登莱义民食人肉的故事，讽刺忠义之士的假面背后躲着野蛮的食人者。

　　这首不忍删薙的“箭弦文章”，颇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指向抗战胜利后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主导教育复员工作的傅斯年。周作人对傅斯年的恶感，不止狱中这一两首打油诗。一九五零年六月作的《〈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作人斥傅氏为“伪君子”、“‘蒋二秃子的帮凶”，说他“始终打着北大、蔡孑民、胡适之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该年十二月傅斯年以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周作人还不依不饶，继续作文揭他的老底：以黄侃门生的资格参入《新青年》阵营，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枕头底下却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云云，视其为旧文学的叛徒、新文化的奸细。

风雨欲来

　　按理说傅斯年是周作人的学生辈，周氏为何对一后辈大动肝火，其怨气由何而来？周、傅二人之交恶，起因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教育复员及接收伪北大的风波。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师生分批南迁，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相对的，是日伪扶植的“伪北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后，伪北大成为周作人最后的避风港。七月底周氏本已送还了伪北大的聘书，八月二十日又同意就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一职。在邓云乡记忆里，九、十月间周作人虽每日仍坐着白铜饰件的自用洋车到沙滩红楼来，却并未上课，课是由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代上的。

　　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曾出任伪职的周作人心境如何？是愧疚悔恨，还是忐忑不安？据留居北平的常风回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华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国民政府任命的接收平津两地各部门的大员名单，二人闲谈中，周作人提及《华北日报》上接收大员的名单，说：“（沈）兼士是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如果能见到他，我倒想请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 常风注意到，周氏说这话时“还是和平时一样微笑着，坦然自若”，仿佛“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他竟然毫无关系似的”。

　　周作人的这种镇静，或者说天真的乐观，未必是人前的伪装。抗战时期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周黎庵，对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的周作人日记很感兴趣。因为八月中旬正是日本向作战盟国无条件投降之时，而九月底又是国民党北平当局进行肃奸大规模逮捕之日，以周作人之明，当然知道难逃此劫。这一个多月以待罪之身，他究竟做了什么？在周黎庵看来，是很有意味的事。据周黎庵所见之《秋灯琐记》，在那四十多天的自由生活中，周作人还是照常逛琉璃厂旧书铺，照常收购书画古玩，表面上镇静自若，一点不露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这也可以与常风的观察相印证。

　　让周黎庵记忆犹新的一点是，周作人这一时期购置的书画，多与“性”有关。有一篇日记中提到他买到了一幅《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实际上是一幅工笔精绘的春宫图，画四个宫女捉住小周后的手足，宋太宗襆头纱袍，站在小周后身前。这则日记一反过去流水账式的记法，周作人细写了许多李后主与小周后偷情，以及入汴后小周后每次逢召入宋宫，出必唾后主之面的故事。周黎庵以为，周作人自是研究性心理的专家，在这幅春宫图中，“性”指代的是“一旦归为臣虏”的伦理困境。

不堪得说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周作人日记谓“拟寄信谕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说，故且止也”。 “谕”字已端出上告下的姿态，但什么事令周氏欲言又止，他为何要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给远在西南的傅斯年写信？七日周作人日记称“写致傅书了，以稿示绍原，但仍不拟寄去也”。江绍原系苦雨斋四大弟子之一，向来写文章不打草稿的周作人，为何要将写给傅斯年的信稿先给身边亲近的弟子看？信既然已经写好了，为何不打算寄出去，周作人到底在顾忌什么？八日周氏“上午抄改傅书，拟仍托空邮寄去”。九日“上午抄致傅函”，寄给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十日“印抄致傅书一份，拟寄给朱骝先教部长一阅”。朱骝先即教育部长朱家骅。同日下午“又抄一份讫，拟存”。十一日“寄朱骝先、傅斯年信”。从十月六日打算给傅斯年写信，到十一日正式寄信，周作人犹豫再三，可见信中所言之事确实“不堪得说”。此信除寄给傅斯年外，还先后抄送给原北大校长蒋梦麟、教育部长朱家骅，并自家存底一份，可谓慎重其事。而这封信正是周、傅二人战后交恶的导火索。

　　从近年整理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三卷本中，笔者尚未发现与此信直接相关的线索。去年十二月有机会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调阅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然而在傅斯年图书馆提供的纸本目录中，也没有找到这封信的踪迹。但幸运的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中，存有此信的一份撮述。这页档案被归入“人才人事”系列，“周作人”名下仅有此页材料，档案号为77220/2880。“来文机关或姓名”一栏填的是周作人，“文到日期”为“卅四、十、廿六”，即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此页档案上注有“原函特存”的字样，表明周作人抄送给朱家骅的这封信“见特存卷”。虽然目前尚未见到“特存卷”中周作人致傅斯年的原函，但据朱家骅档案，该信要点如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