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

　　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一九二九年问世后引发了世界性的反战文学热潮。中国文坛也汇入到这一潮流中，对以《西线无战事》为代表的反战文学的译介和出版活动构成了三十年代现代中国文坛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案例。

　　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所登载的广告称现代书局印行的《西线无战事》是“轰动全世界的第一部非战小说”：

　　不久以前，有一部小说轰动了全世界的文坛，抓住了全世界每一个读者的心，使他们战栗，使六架印书机和十架装订机为这部小说忙碌。在数年内被译成数十国文字，销行数千万册，开从来未有的新书销售的记录。这部小说就是《西线无战事》。当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日迫之际，一般人已忘却了第一次大战时的痛苦，本书正确地记录着战时的痛苦印象，为非战的最利害武器。末附洪深氏二万余言的长序，畅论战争文学，旁征博引，备极精彩丰富。

　　《西线无战事》的这则广告大约是在《现代》杂志上露面次数最多的广告，从一九三二年六月《现代》一卷二期首次登出之后，直至终刊，约重复刊载十几次之多。一卷二期的同一页还登出《雷马克评传》的广告，称：“《西线无战事》的著者雷马克氏，现已成为全世界每个青年人所欲知的人物了。本书即详细无遗地把他介绍给你们了。为留心现代文艺的人所必读。”而到了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五期则在“非战小说”专题下，继续刊登《西线无战事》和《雷马克评传》的广告，此外还增加了巴比塞的小说《光明》以及孙席珍的小说《战争中》的广告，这四部现代书局所印行的作品的广告，汇成了编者刻意设计的“非战小说”的总主题。

　　从反战潮流的角度设计这一主题，既是《现代》杂志编者的妙手偶得，也同时是匠心独运。长期目睹和历经国内军阀混战的现代中国作家和翻译者，对于反战思潮和战争小说，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持续的关注，这种关注，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又与国际左翼反战思潮交汇在一起，凸显出中国战争题材创作与翻译的世界性。李今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一书中指出：“国际左翼阵线的反战立场，使左翼文学经常与反战文学相交叉。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陆续出了不少，但真正能够在中国引起强烈共鸣的是后来的反战小说。”尤其是二十年代末在德国出现的几部反战小说，“在世界突然掀起了‘出版界的大风暴，雷马克（E.M.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雷恩（L.Renn）的《战争》、格莱塞（E.Glaeser）的《一九零二级》几乎同时问世，又都在‘世界出版界中卖了满座”（13页）。

　　施蛰存在其翻译的《一九零二级》的《译者致语》中，解释了为什么“非战小说”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大行其道：“对于这个问题，倘若我们对于德国的现状，不，简直是对于世界列强的现状，加以一番考察，就可以恍然于这种暴露战争的惨恶的文学是的确有迫切的需要了。……正为了大战的恐怖和悲哀，不是在当年大战的炮火轰天的时候，不是在战后的满地呈现着断井颓垣的时候，而是在表面上套着光华灿烂的和平的假面具的现在。所以，把当年大战的真意义真面目揭示出来的书及其作者，其为大众小百姓所欢迎，其为所有的统治阶级者所禁止，也就成为当然的现象了。”其中的《西线无战事》堪称是对欧洲和世界文坛影响巨大的作品。王公渝在《战争·小引》中写道：“自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发表以后，欧洲战争文学便独树一帜，大大地改变了先前低能战争小说家的滥调，以平淡的文笔，描写战争的残酷，以伟大的非战热情来促醒欧洲市民的觉悟。”根据《西线无战事》改编的有声电影，在小说问世的次年就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由路易斯·迈尔斯通导演，获得第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在一九六二年美国西雅图世界博览会评选的“电影诞生以来的十四部最伟大的美国影片”中名列第三位，被称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反战电影”。也是在电影问世的这一年，《西线无战事》即由日本作家村山知义改编成戏剧，由上海艺术剧社在一九三零年的三月在上海演艺馆演出。

　　《西线无战事》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引起的轰动从施蛰存后来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部描写这场战争的小说，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德国出版，三个月内，发售了六十万册。英译本出版后，在四个月内，发售九万一千册。法译本在十一天内发售七万二千册，这简直是一部轰动全世界的书。林疑今是林语堂的侄子，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他在暑假中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大约在九月间，他带了译稿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给他印行。当时我们已知道马彦祥和洪深也在译这本书，而且听说原稿已由现代书局接受，已付印刷厂排版。因为洪深在写一篇二万字的文章，论战争文学，预备附在译文后面，而这篇文章尚未交稿。我们都知道洪深的拖拉作风，他这篇文章未必很快就会写成。于是我们把林疑今的译稿接受下来，做好付排的加工手续，我和望舒带了五听白锡包纸烟，到和我们有老交情的华文印刷所，找到经理和排字房工头。请他们帮忙，在一个月内把这部二十多万字的译稿排出，排字工加百分之二十，另外奉送纸烟五听，让他们自己分配。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过不了十天，就送来了初校样。我们的书在十一月上旬出版，在《申报》上登了一个大广告。等到洪深、马彦祥的《西线无战事》出版，我们的林译本已经再版。以后，在五个月内，再版了四次，大约卖了一万二千册，在一九三零年的中国出版界，外国文学的译本，能在五个月内销售一万多册，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这本书，恐怕是水沫书店最旺销的出版物。

　　施蛰存所说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这一译本，实际上是由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由译者林疑今的五叔林语堂写序。而洪深、马彦祥合译的版本，也并没有因为施蛰存所谓的“洪深的拖拉作风”而晚出，也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即由现代书局初版，这一译本上海平等书局也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同时印行。在洪深、马彦祥合译的这个版本中，洪深写的是两万余言的“后序”，而“序言”则是马彦祥写的，序前还引用了李白的《战城南》：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endprint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马彦祥试图把“非战主义”推溯到中国古代诗人那里，说明反战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与此相似，林语堂在给《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写的序言中，也谈及中国古代关于战争的文学“描写小百姓，在兵戈战乱时期，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自从《国风》许多叙述士女旷怨的诗人以至作《新丰折臂翁》的白居易，及作《石壕吏》的杜甫均在此类）”。

　　《西线无战事》此后又有一九三四年过立先译的“通俗本”以及一九三六年钱公侠译的开明书店版，可见在三十年代有着持续的影响。借着《西线无战事》畅销的东风，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在一九三一年问世的同年，也在中国推出了至少四种译本，被不同的译者译成《退路》、《战后》、《西线归来》、《后方》等译名，也凸显了现代中国译坛译名难以统一的混乱性。

　　此外，雷恩的《战争》、格莱塞的《一九零二级》等战争小说也纷纷被译到中国文坛。雷恩的《战争》三十年代有麦耶夫（林疑今）和王公渝等译本。王公渝在《战争·小引》中称路易棱（即雷恩）的“《战争》的动人场面，绝不在于：法国少女的调情，狂雨中哀壮的国歌，深夜凄恻的四弦琴和拂晓地平线的红旗等等。它的伟大的精神，实寄托在揭破‘爱国狂的幻灭，与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惨烈上面。它把战争的结果清算给读者，使读者惊心动魄，宛如眼见到一幅毒气杀人，大炮轰城图画一样。所以《战争》的销路达二十余万，也绝非偶然的”。

　　麦耶夫（林疑今）翻译的《战争》，是由英译本转译，译者在《译序》中写道：

　　《战争》此书与雷马克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E.Glaeser（格莱塞）的《一九零二级》，及使法国少女用嘴唇来亲的《四兵士》，同称为战后德国文坛的四大杰作，像《默示录》的四骑士一样：马蹄过处万里战栗！

　　读者中间有的或许曾逞过胸膛，冲冠一怒，拔剑而起，誓报不共戴天之仇，因而只为了某姓狗和某姓猫的争地盘，抢政权，牺牲了几十万人民的生命，但是在指挥战争的司令爷爷看来还值不得他贵夫人一根毛的失落！

　　这本书若能喊醒几个在战场上“爱国热”的同志，译者的希望也就够了；同时希望几位专门躺在女人的裤裆里，抽大烟，打麻雀，口口声声主张“战争”的大人先生将朦然的醉眼放开点，究竟你们赶同胞冲上去的“爱国运动”其实是怎么一回事。

　　译者“话糙理不糙”，对中华大地上演的军阀战争的活剧之义愤溢于言表，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坛和翻译界对西方反战小说之热情的本土现实语境，也同时说明了中国文坛“在三十年代初形成了翻译反战小说的热潮”的原因。正如钱杏邨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所总结：“战争小说的产生，以及雷马克的流行，是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上的一件主要现象。”《现代》杂志关于“非战小说”的主题广告的推出，也正敏锐地利用了这一现象级思潮。

　　现代书局出版的巴比塞的《光明》也被视为伟大的非战小说。《现代》杂志上的广告这样宣传巴比塞的《光明》：

　　巴比塞是写战争小说的唯一的能手。他不但从正面来描写现代的战争，并且从直接参加战斗的士兵以外的人那里，写出战争之残酷，唤醒每一个活着的人来反对战争。本书《光明》便是为这一个目的而写的。在本书中，他从一个平庸的书记的眼中，描出战争的恐怖，使他对于过去的生活起了幻灭，从他的口中，他向全人类叫出建设“世界共和国”的呼声，击碎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是一本有意识地批判着战争的非战小说。

　　称“巴比塞是写战争小说的唯一的能手”，虽然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可以看作书商的营销策略，但称《光明》“是一本有意识地批判着战争的非战小说”则是准确的。正因如此，当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初得知巴比塞将随同“反帝大同盟”（全称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同盟”）所组织的“满洲调查团”到中国来的消息，马上在《现代》发布通讯：“世界反帝大同盟所组织之满洲调查团，将于日内到华，团员中有法国文学家巴比塞，罗曼罗兰，美国特莱散，德国路易·朗诸人。本埠文艺界已数度集会，预备招待云。”多年以后，施蛰存回忆说：“这四位是世界著名的反帝反战作家，调查团中有他们，使我们感到十分鼓舞，我在《现代》五月号上又发表了适夷的一篇小文：《萧和巴比塞》，是对这两位大作家送往迎来的表示。” 施蛰存所说的“适夷”就是楼适夷，他在《萧和巴比塞》中说：“现在，我们又快要迎接一位更可爱的巴比塞。巴比塞不是从旁的观察者或关心者，而是投身在实践的战阵中的；他想着什么，信仰着什么，就怎样去实地的干。他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消灭强权的正义之战，他就去当联队的兵士，立刻他发觉这是帝国主义者屠杀大众牺牲大众的阴谋，他就站在被屠杀被牺牲者的一边，大声地告发了阴谋；他是一个战士了。”“为奴隶的光明，为全人类的前途而战斗的巴比塞。”楼适夷不仅仅把巴比塞看成一个反战的作家，更看成一个战士。而今这一战士即将登陆中国，给左翼文化界和出版界都带来热切的期待。现代书局也趁着巴比塞即将来华的“西风”，特价销售《光明》一书，在《现代》上不失时机地刊出题为《欢迎巴比塞》的广告：

　　法国大文豪巴比塞将于本月中负着世界反帝同盟特派调查员的使命来华。本局为向这位作家表示敬意起见，特将敬隐渔先生译的巴氏名著《光明》举行特价出售。本书是现代最伟大的非战小说，译文流畅，欲认识巴比塞氏者不可不读。原价一元。剪此广告来购者只售七角。

　　可惜的是，原拟来华的罗曼·罗兰并没有来，巴比塞也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改派英国有“红色贵族”之称的马莱爵士为代表团团长，法国《人道报》主笔伐扬·古久列为副团长，并延迟到一九三三年九月初才来到上海。

　　《现代》杂志上“非战小说”的主题广告中唯一一部有关中国本土的小说是孙席珍的《战争中》（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零年版）。如同巴比塞的《光明》的广告中说“巴比塞是写战争小说的唯一的能手”，《战争中》的广告也打出了“唯一”的招牌：endprint

　　孙席珍先生是我们写战争小说的唯一的作家。他曾亲历戎行，参加北伐战役，于士兵生活，具有深刻的观察，本书是他数年来军队生活经验的结集，主人公是几个饱经战阵的士兵。在几次残酷战争中，几个在一起活着的同伴，勇敢的与胆怯的，都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最后觉悟到救了“国”，救了“民”，却没有救了自己的命。描写极为动人，实价大洋四角。

　　小说中被卷入内战的士兵“最后觉悟到救了‘国，救了‘民，却没有救了自己的命”，昭示了小说的“非战”主题。这部小说与孙席珍的《战场上》（上海真美善书店一九二九年版）、《战后》（上海北新书店一九三二年版）合称“战争三部曲”。埃德加·斯诺在英文版《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作者小传”中这样介绍孙席珍：“他的家乡一带不断发生拉锯战，也就难怪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反映这战事的，他最著名的是他的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写过《从军日记》的谢冰莹也曾评论说：“《战场上》、《战争中》、《战后》，是描写内战的残酷。”“他（指孙席珍—引按）曾在战场上生活过一个时期，所以在《战争》三部曲里，描写战争的残酷，淋漓尽致，颇有雷马克的作风。”

　　而真正被称为“中国的《西线无战事》”的则是黑炎的小说《战线》（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三年版）。黑炎在《战线》序中自称：

　　《战线》所描述的全部，是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的战争为描写背景。

　　这混战的结果，被逼到战地用武的兄弟们，逐渐深悟到：是谁唆使我们去屠杀；我们互相是残杀了谁个；而我们又该杀哪个仇敌？……

　　《现代》曾登出署名凌冰的关于黑炎的《战线》书评：“描写中国士兵生活与其心理的《战线》是一部成功的战争小说，它的成功在于情景逼真而有力。深入军队生活的内里而曲绘其形态。这是一部中国的西线无战事。”钱杏邨也对《战线》予以了极高评价：“在战争小说的写作上，倒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见的新人黑炎的《战线》（连载十、十一、十二期），可说是一篇生活体验的优秀的出产。”

　　《现代》推出“非战小说”的主题广告，虽然迎合的是文坛对战争这一焦点主题的关注，但另一方面，诚如李今所指出的那样，在“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沪战之后，“反思与暴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与非正义的反战文学，显然与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抗日的现实需要不再合辙。左翼阵营及时对以雷马克为代表的非战小说展开了批判，以扭转出版界的非战热情”。瞿秋白在《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一文中指出：“文学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中国的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没有疑问的，一定要赞助这种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反对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文艺新闻》也发表一篇不具名的“德国通讯”，标题是《雷马克，一个轻薄的和平论者》，称在苏联也正生成着一个反对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及其续篇的热潮，这一“反对热”“正横溢于苏联全土”，而“雷马克在本质上是个和平论者，在意德沃罗基（即“意识形态”—引按）上是不足取的轻薄者”。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也发表苏联一理论家的文章《雷马克底退路》，称雷马克的“路”是“一条退后的路”。蓬子在《编后记》中写道：“雷马克底《西线无战事》和《退路》的销路，甚至在读书界十分落后的中国，也给予了我们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这可见他那种麻醉性的非战论的效力之大了。这是非揭破不可的假面具，正如蜜砒一样，在甜味之中含有毒质的。”

　　一九三五年《出版消息》终刊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世界文学与战争》的译文，文章指出雷马克的小说其实仍旧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束缚”，“雷马克本人反对战争，但是他拒绝和刽子手战斗”，而“文学上的和平主义底观念的完全破产是很明显的。离开和平主义者的欺骗，近代文学向战争的公开预备走去。现在正在发展着一种公开预备这次战争的文学。在日本正向这一门文学专心创作着，疯狂地描写未来的战争的小说整批地出现着，而且分送到千万民众间去”。这批战争小说“是为未来的尸体制造厂所作的广告材料”。翻译的文笔虽然不忍卒读，但是文章本身却准确地揭示了世界文坛一个与反战文学恰相背离的趋势—新的战争文学和“英雄文学”在日本和德国的兴起，敏锐地指出这些好战文学对未来战争的形象化预演以及在意识形态上为未来战争所做的准备，惊心动魄且别出心裁地把这批战争小说形容为“为未来的尸体制造厂所作的广告材料”。

　　曹聚仁在《战争与战争文学》一文中谈及雷马克时也认为：“‘战争和‘流亡，使得雷马克成为虚无主义者。一种浮萍主义的观点，有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嘲弄人生的幻灭观。”而历经了抗日战争，“在战争中成长的”曹聚仁在战后又重新把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看了一遍，获得的是如下观感：

　　我自己也还是属于巴比塞、杜甫型的非战主义者。然而，我已经明白，战争乃是最现实的，必须面对着迎接上去的，躲避着是没有用的。

　　只有亲历漫长的民族解放之战，迎上前去，才能真正克服战争虚无主义，透彻理解和最终实现反战的精义。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以及“二战”爆发七十五周年之际，只有真正回到历史原初境遇，才能对战争本身和“非战”思潮获得真正透彻的理解。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于京北上地以东

　　（《西线无战事》，雷马克著，李清华译，译林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四月版；《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李今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