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我们以知识和事实，也给我们以智慧和意义。与前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考辨与叙述，与后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叙述与诠释都是后人反观前代的省视和认知，而正是借助于这种省视和认知，已经过去的人物、史事和过程能够成为时事和时务的一种反照，使后起者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之中，在过去对现在的衬映之中看得远一点和想得深一点。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曾牵引学理以论世相，说是“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就彼时风云际会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时群起，但大半既不能远，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话虽是以写照为评论，而由此划分出来的具有历史认知和没有历史认知之间的全不相同，则显然出自学人的深思。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间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著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两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两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矛盾复杂和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自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和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间，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做书名，以此划分一百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间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一八四零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一八六零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一八九五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一九零一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一九三七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贲张而扼腕沉思。比之四十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一八六零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一八六零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一八六零年相比，一八九五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残酷的民族战争尤其能大幅度地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一八六零年催生的借法自强，在随后的历史里一变而为一八九五年催生的变法自强。由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入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入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为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一九零一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间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牴，立宪与革命相角牴。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尽头，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一九三七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一八四零、一八六零、一八九五、一九零一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与十九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十九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以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同时是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入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间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因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扞格。由于是逼出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不自愿的；由于是移进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夹生的。这种内在于同一个过程之中的悖异，曾使逼出来的近代化和移进来的近代化窒碍重重，并因之而常为“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对于“用夷变夏”的疑虑和排拒所苦。而后是逼出来的东西与移进来的东西由外入内，便不能不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移步走样，与其欧西的原型相比，由此造就的常常是变形和异态。在百年变迁之间，这种变形和异态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里的一个特点。然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于中国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之中，因此，迫来的民族战争前后相接，在逼出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之后，又会以其继起的冲击和不断的冲击逼出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因惶遽而急迫。惶遽化为急迫，于是而有“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之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亟切和“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变法，三年而立”的企想。在这种由亟切衍生的企想里，富强是主旨所在和重心所在，所以因羡慕富强而羡慕欧西便成为一种捷急的推演。捷急的推演化解了许多移来的夹生和逼迫下的不自愿，然而中国与欧西之间的各有历史文化，以及因各有历史文化而累积以成的异质和异样，则经此统括，也在这种捷急的推演里同时被轻忽地过滤掉了。因此，以泰西“三百年”，日本“三十年”，中国“三年”为类比而做论断，显见得中国之可以与泰西、日本做量比，全在于这一类论断已经设定中国社会与泰西和日本的同质。而沿此一路远走，惶遽急迫与羡慕向往交相感应，都会促成思维在径情直遂中走向简略。当时人喜欢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而作为事实与思想对应的，则是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而弥漫于二十世纪前期的“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而亟亟乎“规摹仿效”。以为“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植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及为之而不效，则流血拼命以蕲之，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其中刻画的“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正写照了“规摹仿效”的用心之诚而施力之广。但随后的“为之而不效”以及“无效再革之”和“无效更革之”，又非常对称地写照了这种“规摹仿效”以“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然而“移而植之我”的过程同时是旧物为新物让路的过程，发生于其间的“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唯东西之学说是依”，说明外来的东西一路进入中国，在其所到的地方会不断地遇到中国社会里本有的东西与之“各不相侔”，并且因其所到而在一路不停地掀翻这种内生于中国社会的“各不相侔”。而后，一面是中国人依存于历史文化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东西之学说”的搅动下不得不走向碎裂；一面是“移而植之我”的“东西之学说”以及与随之俱来的种种法、制、俗、惯、条、文在中国老是“为之而不效”。对于中国人来说，身在两面之间，便是身在两头不到岸之中。因此，时至民国前期，梁启超总括前后而概论之曰：“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二十多年来，他曾是为“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倾力造因果的人物之一，所以此日言为心声而感慨系之的一派沉痛里，应当不会没有反省和反思。而举“新学新政”为彼时中国人心中的普世之共相，以对比这种普世之共相带给“他人”与“在我”迥然不同的结果，则对比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和欧西、日本之间的本来自各有殊相。“二十年来”的“规摹仿效”以“靡不唯东西学说是依”为路数，本质上是在营造一个没有殊相的中国。然而沿用这种路数“移而植之我”的“新学新政”，又一次一次地以其“革无效再革之”和“再革无效更革之”，说明了一个没有殊相的地方，共相是既不能进入，也不能安顿的。这种矛盾所反照的困境在于：中国人因民族战争催逼下的惶遽急迫而求富强，同时是惶遽急迫既在把欧西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也在把中国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之后，“旦暮可以强吾国”犹远不可见，而中国人“积年所希望所梦想”已经一挫再挫“一空无复余”：
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之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矣，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以“变”、“昌”、“革”的凌厉无前与“日益滋”、“日益扰”、“日益空”、“日益迫”的一路直落相对举，两者之间的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是显然可见的。深而探之，则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正显示了前一面的抽象性不敌后一面的具体性；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后一面与前一面的相互映照，又醒目地说明了窒迫下的近代化是很容易演化为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的。这种扭曲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扞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和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三十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一百七十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一百七十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一百七十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
（《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东方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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