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军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蒙文通致函吴宓，劝吴宓应华西大学聘，《吴宓日记续编》中说“得蒙文通劝宓赴华西函”。五天后，吴宓复函蒙文通、缪钺、罗忠恕等人，详述近半年来生活实况，并告其顾虑有二，不便应华西聘事。《吴宓日记续编》中说：“详复钺一月二十八日来函，庆一月二十四日来函，并转罗忠恕院长、蒙文通教授及纯、驹其阅。函中详述宓近半年来生活实况，但有二顾虑：一者文教部不许；二者华西接管后，半年内情形将大变，此二顾虑，当视文教部许宓赴华西与否可觇知矣。”由此可知，劝吴宓再次任教华西大学并非蒙文通一人的意见，而是华西大学诸多同人共同商议的结果。蒙文通致函吴宓，劝其赴华西，实际上是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教授缪钺、李思纯等劝教无果的情况下，以老友的身份相邀而已。吴宓在收到蒙文通的信件之后，也意识到若自己再不复函告知己意，将会影响到与诸人的友谊。但遗憾的是，无论是蒙文通、缪钺，还是罗忠恕、李思纯等人致吴宓的信札今皆不存，《吴宓书信集》中也未见吴宓复诸人函，以至于我们只能凭其他资料做一推测。

　　吴宓在复函中详述近半年来生活实况，若据同一时期吴宓信函则知，吴宓自一九四九年四月自武汉至重庆以来，先后“任北碚相辉学院及北温泉勉仁文学院两校教授。十一月在白沙私立白屋文学院讲学。十一月底至年终在重庆大学授课。……一九五零年四月，任磁器口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专任教授，仍兼北碚二校义务课。……是年八月底，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与九龙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令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宓遂永为此校外文系教授”（《致金月波》）。任教西南师范学院既成事实，且华西大学开出的条件不够优秀，以至于吴宓顾虑之二即为“华西接管后，半年内情形将大变”。其实，蒙文通又何尝不知不久之后华西大学之变。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成都大学昔日校长、斯时国家副主席张澜即函告蒙文通、王恩洋等人新政府成立后文化教育政策，如云：

　　新政府成立后，关于文化教育政策，除在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大原则外，所有详细办法，尚在陆续审议及计划中。至于对新解放区之私立学校，暂取放任态度，惟就中课程与教法，如有与新民主主义不相容者，都非迅予改正不可。

　　又云：

　　唯教育部之全国会议，前月方始毕事，关于高等教育，不久当有整个计划颁行。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蒙文通的信函会晚于罗忠恕、缪钺、李思纯等人。他之所以致函吴宓，也应为罗忠恕的主意，而非其本意。同时，此时的吴宓在重庆生活也接近两年，早已习惯了山城的生活，对成都的记忆也非昔日的完美。在至吴协曼的信函中，他说：“原宓之来，目的本在成都，自五月二十日西安失陷，成都告警，又各党竞噪，成都人心之乱乃过于重庆。成都文教学院（佛教、儒教）之危困不减勉仁，川大亦扰乱不堪。一般学生莫不左倾，但思欢迎共党，为之先驱，竞唱秧歌而诋旧师。前二年宓所想望四川尤其成都之好处，今情形全异。”在这种情况之下，吴宓一度有隐退的想法，他说：“今宓不止为生活，且恐平日之思想为共党所不容，必要时，当隐姓埋名，蛰居乡陬，依友或教家馆以度此时期也。”新旧异代之际昔日文人的精神状态由此可见，“唯所虑者，若时局速变，共军入据四川，一切改制，私立学校均被迫停办，届时宓与弟之职业生活又将不知如何”，一九四九年七月吴宓的顾虑也正是他不愿意任教华西的原因。且斯时西南师范学院已为新政府接管，他又何必辞去此一优秀的工作而前往华西，承担将来华西停办无职业生活的风险。当然，这种风险也同样存在蒙文通身上，熊十力在致叶石荪的信中就提及蒙文通斯时的处境，说：

　　文通在川大能复职否？如不能复，其生活可虑。芸荪亦可虑。科学院，你有接近之人否？今日政界无可就名义。思之可知。因政府机关今甚紧缩，财政无法。郭公所掌者只科院，文化教委会彼只虚名而已。如你于科学院有接近之人，吾不妨向郭一试提及。

　　蒙文通后来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实与昔日的中学同学郭沫若有关。若进一步推求吴宓此时的心理状态，则我们更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不选择成都，甚至条件更为优越的北京，实际上他的这种心态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非常相似。在致吴协曼的信中，他就谈到了自己的期待，“于世界则切盼（并深信）最后美必胜而俄必败，又常念共产党久据全中国，则中国文化全必灭绝”，又谈到了自己的行事，“宓之选择，以此为主因（宓既如此选择，则良心上不能帮助人往乙方，必婉辞其情）”。又说：“若到西南，为此目的（指志在学问，尤志在西洋文学），如弃大海而饮蹄涔。总之，无论志向如何，来渝、蓉是下策。盖渝、蓉本无西洋文学可言，而今四川成为尾闾残局，假定甲方能保有四川，亦是惶惶不定，学校情形极坏。甲方人士在四川只如逃至室隅，无可再逃，遑云发展？又假定二三月内乙方取得四川，则我辈逃至四川或本居四川者，在乙方视之，皆为罪人，皆为囚虏，静候处罚，恭听训练，—最危险、苦恼，亦不光荣。”且做好了“自沉于嘉陵江”的思想准备。当然吴宓所说的甲方是指国民党，乙方是指共产党。他对新政府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解放后是去北京、成都还是留在重庆。

　　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一，学昭传胡乔木等之雅意，宓即可调职回北京，而宓力却之。……总之，宓不是愁北京没有位置宓不得回来，而只怕北京有甚好、极合宜之职务而宓不回京无所借口。

　　吴宓的态度，决定了他不可能应华西大学聘前往成都。他所说的二顾虑，一者文教部不许，实际上是托词；二者华西接管后，半年内情形将大变，实际上也只是浅层原因，并非主因。（蒙文通等人推荐吴宓任教华西大学之事即告结束，二人之间的交往也就到此为止。在《吴宓日记续编》中也再难看到蒙文通与吴宓的交往记录。）一九五六年，高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生活比较清苦，收入只相当于抗战前夕的六分之一。鉴于这种情况，自一九五六年初起，全国高等院校竞相开展教授薪资等级及教授评定事宜。这一时期的《人民川大》也连续多期报道川大的进展情况。最后，四川大学徐中舒、柯召、方文培三人被评为一级教授，蒙文通、冯汉骥等六人被评为二级教授，校内教授薪资等级及教授评定即告结束。教育部旋即将各校具体情况汇总分发讨论，由此也就引发了吴宓对蒙文通被评为二级教授的非议。当然早在吴宓之前，川大内部就曾讨论一级教授名单，斯时蒙文通亦在其中，但最后历史系的一级教授名额却只给了系主任徐中舒。十月三十日，吴宓在系务会上大谈自己的主张：

　　（一）对职工不宜菲薄，教职员应平等。（二）低薪者宜多增，高薪者宜少增。又自表谦虚，谓宓原薪七级176.18元，今拟增为新三级225元，实嫌太多，愧不敢当。宓之得此，自系由于资历……余不记。会后，仍自悔发言太多，不合渊默静超之旨。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吴宓对蒙文通被评二级教授的意见。所谓“余不记”，实际上才是关于蒙文通的，但事后吴宓又后悔“发言太多，不合渊默静超之旨”，因此不愿在日记中留下非议他人尤其是蒙文通的记载。但接下来，吴宓的“余不记”却引发了校中当局的注意，《吴宓日记续编》十一月八日条云：

　　夕游步，遇李正清述告，校中当局在工资会议中，已注意及宓十月三十日系务委员会中之发言，斥蒙文通不应列入新二级事，以为宓自负不弱于蒙，应议将宓提升云云。实则宓并无此意，颇悔失言，而致人疑猜也。

　　由吴宓“颇悔失言，而致人疑猜也”知，在三十日的系务会上吴宓对蒙文通被评二级教授一事的非议确属失言，别人的怀疑，正反映了吴宓在这一事上的态度。当然，此时的蒙文通并不知道吴宓对自己被评二级教授的看法，因为此时的他正面临来自川大乃至整个环境的挑战。

　　一九五九年六月，吴宓续任第二届四川省政协委员，赴成都开会旬余，“得晤旧日诗友数君”，斯时蒙文通同为政协委员，会后二人定会晤面，但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并没有相关的记载。蒙文通的缺失，自然与长期以来吴宓对蒙文通的评价有关，同时也与他对蜀中学人总体评价不高有关。例如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吴宓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蜀士多资性聪明，而处境丰裕（独碧柳乃真特立独行者）。入川以来，所见旧识之文士诗人，其愚者，则奔走末职而扬扬得意，如刘庄。其诈者，则一意营财以致富，如李惟建、如李劼人等皆是。总之，皆《浮华世界》（名利场）中之人物。于宓之在家僧、出世人根本径庭。独李哲生（思纯）尚能勉为真名士、真学者，笃于故旧之情，而气味渊雅，高出一切人上，为难能而可贵矣。

　　斯时李劼人辞去教职，身份由作家转为实业家，一意筹办嘉乐纸厂，往来于成都、重庆、乐山之间，竟被吴宓以“诈者”称之，“一意营财以致富”。

　　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吴宓在刘得天的陪同下往访谢无量，在日记中他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访谒谢无量（原籍四川梓潼，久客芜湖，年六十四），肥而修整，无一丝白发，着鲜裘，于此接客甚多，均为求书来者。盖谢无量以名士鬻书，书法逸而肆，然今在成都最为人所推重，所入独丰。眷犹居渝，而在蓉得一少且美之女为其妻或妾，人羡其艳福。性好赌，恒作竹战，亦普通名士之收场耳。宓呈《五十生日诗》，谢君未及阅，遽以授其客汪某等，宓颇不悦，阻之未及。

　　由此可见，吴宓初见谢无量即生厌恶之感，而吴宓呈《五十生日诗》请谢无量点评，谢“未及阅，遽以授其客汪某等”，更增添了吴宓的反感。不过，虽然吴宓对蜀中学人评价不高，但偶尔也有例外，比如在拜读《费氏遗书三种》之后，吴宓的评价就非常高，他说：“其书责诋宋儒之妄自尊大及高谈心性、漫肆评骘之祸国害世，以为道统之传，今古未尝稍断，然道统必操之君上，力符古人政教君师。合一之制与旨，不宜操之私儒。以政府与人民对立，而学者但为局外之抨击，不身任国家社会之事，此实不可。盖学识道德，必须由事功体验得来，方为真实可信也。宓甚服其卓见。”只是在同时代的学人当中，他又常常自信高人一等，偶尔有所反思也仅仅是喟叹“述作”不如人家“繁富”，所谓“亦深愧疚矣”也只是“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