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

　　西风东渐之后，把西方思想论著带进华人社会，当然是很重要的使命。然而，误读误解在所难免，先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首先，《Charles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这本书，译者何帆把书名译为《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联书店二零零九年版）。然而， 狄更斯早年辍学， 在社会底层挣扎多年，他是一位小说家、文豪，与学院相隔十万八千里或更远，而绝对不是一位“法律史学家”。比较正确的译名当为《视狄更斯为法律史学家》―由法律史的角度， 阐释狄更斯的作品（view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

　　其次， 法学重镇波斯纳的力作《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朱苏力教授译为《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然而，作者不是提出问题，而是指出道德哲学和法学理论的根本问题， 而且提出完整的分析。“Problematics”的意义和数学（mathematics）一样，是指“问题的结构”。因此，根据书中的内容，较好的书名是《解构道德哲学和法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再其次，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peace， easy taxes， and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贺卫方教授引述为“有包容性的司法”。然而， 斯密的原意是指：“只要不打仗， 轻税，和‘可堪忍受的司法，民众就可以各得其所、自求多福。”可堪负荷（tolerable）的主体，是一般老百姓;有包容性（tolerant）的主体，是政府和公权力。因此，翻译成“有包容性的司法”，前后意义不连贯，也扭曲了斯密的原意。

　　何帆、朱苏力和贺卫方三位， 都是大众所尊重的学者;对于知识普及化，他们都有重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对原著的误读误解，也是事实。何况，孰能无过。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勒（G. Stigler， 1911-1991）尝言：“有人曾说， 学养可观的人，也可能犯可观的错误。马歇尔不是例外。”（It has been said that highly educated persons can be highly mistaken. Marshall was no refutation.） 马歇尔， 是奠定当代经济学基础的大家; 连经济史上的大家都曾犯严重错误，我辈孰能无过？

　　而且，斯蒂格勒的言下之意，是最好先成为“学养可观”的人，才有条件犯下“可观的错误”。当然，不做事更不做“可观”之事的人自然不会犯错误，更没有资格犯“可观的错误”。

　　与何、朱、贺三位不同， 梁治平的翻译有“化平凡为神奇”之效，而且，影响更大。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句话出自美国著名的法律学者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1918-2007）。出处是他一九七一年在波士顿大学的演讲。这次演讲后来辑为一本小书，一九七四年出版。中文版即梁译之《法律与宗教》 （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版）。

　　根据谷歌的搜寻，“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项，有近九百五十万条资料。而且，有篇文章表示，这是中国大陆法学界最著名的一句话。可是，伯尔曼真是这么说的吗？根据原文，他的说法是“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中文译文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两相对照，颇有趣味。由字面上看，伯尔曼的意思只是：人们要相信法律，否则法律发挥不了作用。然而，在译者的生花妙笔之下，中文译本添加了不少额外的涵义。

　　就英文而言，伯尔曼的这句话其实很平常普通，毫不起眼;这句话的背景，要更为重要。当他发表演说时，正是美国社会处于极端动荡的状态。一方面深陷越战，一方面有反战、反社会、反体制的各种运动。大学校园里游行示威，嬉皮各地串联，反文化大行其道。而且，不但宗教力量式微，法律这道防线也岌岌可危，濒于崩解。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法律秩序抱着嘲讽讪笑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之下，伯尔曼苦口婆心，希望挽救体制于既倾。因此，“人们要相信法律，否则法律发挥不了作用”，平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境，也透露出伯尔曼心中的忧虑。他诉求的对象，不是主政者，而是一般社会大众。

　　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对于法律和宗教，伯尔曼长期关注，也论著颇丰。他强调，在西方文明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有几个世纪之久，法律和宗教几乎是合而为一。可是，十九世纪以降，宗教和法律似乎逐渐分道扬镳;特别是美国开国以来，标榜政教分离，宗教的影响力迥异从前。伯尔曼像是法学界的传教士，念兹在兹，希望能补缀和重砌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连结。

　　然而，中文译本把法律和信仰放在一起，却有可议之处。一九九一年中文本问世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思想上几乎是真空，对外来的知识求知若渴。不起眼的序文，经过中文的巧妙转换，成了带有哲学意味、又隐含想象空间的警句─“法律必须被信仰”。而这正是曲折所在：西方文明里，宗教和法律密不可分;在华人文化里，却并没有这种传统。华人文化里法律和政治紧密结合，法律和宗教却几乎是各行其是的两个体系。既没有宗教的传统，而希望“法律必须被信仰”，近乎缘木求鱼。

　　因此，大陆法学界的共鸣，与其说是呼应伯尔曼，不如说是反映了某种普遍存在的“幽微意识”。文化大革命十年，“四人帮”呼风唤雨，红卫兵打砸抢烧，社会法纪荡然无存;改革开放让社会重新起步，民众希冀有基本的法治。而且，是合于公义的法治，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法律必须被信仰”想表达的，或许是“法律必须能被民众所相信”，呼吁的对象，不是一般民众，而是执政者。这种解读，似乎更符合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

　　伯尔曼已经作古，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大概也很难想象：他不经意的一句话，经过某种巧妙转换，触动了另一个古老文明里千百万个心弦！

　　我曾当面向梁治平教授请益， 他也客气地自谦： 译文确实稍过原文！但是， 其中至少有两点还是值得留意：首先，如果译书时，梁教授化平凡为神奇不过是无心之过， 而其他学子却是不加深思， 以致众口铄金。其次， 如果译文真的反映了译者和众多法学界的学者及学子，对法律的认知或期望，问题可能就不是太简单了。当然， 对法学如何有平实深入的认知， 是个大哉问， 有待来者。

　　顺便多聊两句。伯尔曼有过这样一段话： 当小童说“她先打我”，这是《刑法》;当他说“你答应我的”，这是《契约法》;当他说“玩具是我的”，这是《财产法》;当他说“妈妈说我可以”，这就是《宪法》。 就文字来说， 要把这段话读对， 应该很容易！ 就内涵来说， 要把这段话读对， 倒是要有可观的学养。—他年过八十接受访问时，自言从小就学法律，这些就是他举的例子。

　　伯尔曼的说法，是半开玩笑的认真，是著作等身宿儒的智慧结晶，也是真佛只讲家常话的典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