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宇

　　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一书很有价值，开篇即批评了文史学界很多令人失望的现象，切中时弊，加上课堂实录而保留的现场感和写得很口语色彩，生动有趣，实在值得每个有志于和正在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好好读读、想想。

　　我以为本书最有价值之处是讨论怎么培养博士生的学术视野，怎么教博士生看书、写作。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葛先生首先指出，做学问要三面应战，一是要接受历史文献资料的应战，二是要回应学术史的挑战，三是要回应国际学界的质疑和竞争。他说，“你要对学术史，至少你本行的学术史有总体的、广泛的了解，不光了解中国的，还要了解日本的、欧美的，因为现在是全球学术的时代，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190页）。学术史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献资料的发展，历史文献资料的新发现和新阐释是学术史的新进展，而国际学界的质疑和竞争，也是学术史的一部分，学术史的发展是不应以国家为界限的，所以实际上这三者不能分开。在第一点上，他主要强调要在史料上有新开拓，在史料上有新发现，论述自然会发生变化，而发现新史料是学术进步的最基础一步。这其实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所谓史料上有新开拓、新发现，也可能还是用旧史料，但因为学者引入新视野、新方法，提出新问题，使得人们对这些旧史料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新理解。这与新史料的发现还是有差别的。

　　不止一次听学界同行讨论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从哪儿来？葛先生这书里对一些著作出现的中、外思想与学术传统及其政治背景有很多细致的分析，比如他指出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来源有三，包括日本历史研究的资源、中国思想的背景、中国现实政治的刺激；他也指出包弼德的《斯文》一书也有思想史和文学史两个来源；做中古史的学者，谈论的很多还是陈寅恪六十年前提出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框架；葛先生还以沟口雄三的著作为例批判了日本学界将亚洲作为方法替换成亚洲作为主体的做法，很有启发。

　　培养学生不仅仅是技术活，需要动很多脑筋。就我所了解的范围，很少有人像葛先生这样在书里花一些篇幅讨论应该怎么给研究生上课的。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沾染上四种时下通病：要么玩理论追逐云山雾罩的时尚，要么去玩经学装可笑的老古董，要么是整天写社会和文化评论做人见人烦的“评论型专家”，要么去写一些貌似严谨实际不得要领的豆腐块书评骗稿费。他所说的给本科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主要是针对目前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如果放在国际教育制度视野下，其实还值得再讨论讨论。视野和方法似乎不能按学习的不同阶段完全分开。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博士生培养，其实也是舶来品，套用葛先生说的话，本质上也是一门“外国学”。外国人怎么培养文史专业的博士生呢？外国的博士生怎么读书？怎么上课？讨论什么？基本上，美国的研究生上课，如果是三小时的席明纳（seminar），肯定是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并重，一半时间带着学生读原始文献，并尝试进行英译；一半时间则读二手的研究，要求学生写个读书报告，这个报告要讨论作者为何选择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为何重要，在什么意义上重要，对本领域如何重要？对本学科如何重要？甚至对整个人文学科如何重要？作者的思路、理论、方法、材料为何？有何贡献？有何弱点？如果要提高这本书，从什么角度怎么来提高？在材料和方法上可以接着做什么样的工作？诸如此类。而且要大家一起讨论，因为一个人读，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能注意到或者准确把握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研究生怎么读内藤湖南？中国学生怎么读陈寅恪？如果上课确实讨论这些人的著作，又是怎么讨论的？据一点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基本上是以原始材料为基点的教育，上课以分析、解释原始材料为重点，而对前人尤其是诸如陈寅恪、内藤湖南一类的大学者的著作，基本上是怀着顶礼学习的心情来领会其妙处，而分析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而美国文史学科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视讨论第二手文献，特别注意讨论第二手文献的思路和方法，老师更注意训练学生如何思考和分析，重视思路和方法上的训练。葛先生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除了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思路之外，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检查史料和重复历史；第二，理论基础和方法检讨。对要评的论著，要检查其整体是否站得住脚，尤其是检查它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不仅要追根溯源看它的理论方法，而且要看它是否原原本本。”（194页）我在新书《在西方发现陈寅恪》里特别讲到，做史学的方式主要有四种：辑佚，考辨，阐释，叙述。陈寅恪早年的东方学研究主要是考辨，隋唐史研究特别是两稿主要是阐释，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则可以说是叙事史，当然里面也穿插了考辨和阐释。其实大多数人比较注重的是考辨，真正能阐释历史的学者比较少。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史学观念几乎没什么进步，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把史学当史料学来处理。

　　从以原始材料为基点的教育模式出发，学生会比较重视第一手文献的阅读，但也常常只关心是否能找到新材料，一旦找到新材料就如获至宝，好比是武侠小说里那些流连于深山老林、古寺奇刹的习武者，总巴不得能找到一本秘籍。这样的训练结果是，学生即使读第二手文献，注意的也是找材料，注意作者在材料上的所谓“硬伤”，特别是人名、书名、地名等等专名的失误，而很少关注作者的思路、方法、观点，即使有心去注意，也抓不住重点，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借鉴作者的思路和方法来开拓新领域。有时候没读懂，以为自己读懂了，不能把握作者的主要观点，更遑论理论和方法，也不能理解作者所用材料和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因而也无法从中受益，提出有价值的新问题。什么叫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例如葛先生在讨论完《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提出要讨论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风俗化的过程，讨论新思想、新观念如何进入生活世界（94页）。这其实便是给学生和读者指出进一步研究的路径。

　　在中国史学界，有个严重的问题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脱节，从事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将两者结合，但如果不成功则容易惹上葛先生提及的第一种追逐时尚将材料和理论硬粘在一起的毛病。实际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史学实践要检验和修正史学理论，而史学理论要能帮助和拓宽史学实践。中国史学界一般做史学实践的学者，往往是重实证的学者，对理论比较陌生。而做史学理论的学者又多半关注国外新理论，不太评判国内学者的史学实践。归根结底，还是以前读博士时训练不够。只要看看最近一些年史学界的情况，便可略窥一斑。现在比较重要的学术领域的开拓、学术方法的提出，几乎都是从国外来的，什么环境史、女性史、全球史、新文化史等等。似乎中国学者唯一能自豪的就是整理材料了，尤其是新材料。每年写敦煌文书、简牍、墓志的文章至少有数千篇，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模式。质言之，中国是史料大国，但不是史学大国。

　　在说到新史料的发现对学术的重要意义时，葛先生引了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陈寅恪说的话前面一句是对的，后面一句话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只有新材料的出现才会引发学术的新潮流。实际上，新材料和新问题是不能分开的，新问题的提出，会影响读者对材料的理解，旧材料也可能会变成新材料，被赋予新的意义。

　　新材料也应该包括对常见材料的新阐发而使之变成新材料。葛先生在一篇访谈里也提示了他读研究生时老师们给了很多方法上的启示。比如金开诚先生跟他说：“给你一棵白菜，你也要做一桌席。”他解释说，就是要将史料用透，对历史材料的研究要像榨油一样榨干。榨什么呢？榨它里面的阐释意义和学术价值。其实，就他讨论的几本书而言，《斯文》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新材料，他也说：“《斯文》一书用的文献还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说，大多是较常见和较经典的。”（52页）而《朱熹的历史世界》原本就是出自余英时先生给《朱子全集》所写的序，也主要依据的是朱熹的作品。沟口雄三的三部著作也不以偏僻的新材料取胜。仔细一想，似乎只有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用了比较多新材料。这些书的主要成就都在于提出新问题，从新角度进行分析，提出新思路、新看法。比如，《朱熹的历史世界》的重要意义是“把研究脉络从理学为中心的哲学史转向与政治和社会结合的思想史”（79页），“把观察宋代思想的视野从单纯的思想世界扩展到广阔的历史世界”（81页）。这些都值得青年学子借鉴。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葛兆光著，三联书店二零一二年版；《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葛兆光著，三联书店二零零五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