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平

　　超市里的“美国大杏仁”换了新装，更名为“扁桃仁”或“巴旦木”。这自然是前年那场“正名”官司所致。一种核果之习俗称谓，说改就改，虽似“快刀斩乱麻”，但却难说不涉“鲁莽灭裂”之嫌。毕竟，外来物种almond之中国化，不像新闻所述一面之词，只是近来方有之事—不举远例，单说和合本《圣经》译者，将其译作“杏仁”（《创世记》43：11）、“杏”（《出埃及记》25：33）或者“熟杏”（《民数记》17：8），历史起码也有百来年了。

　　记忆之中，此物初识，似在一九八八年前后。斯时进口果蔬稀罕，见老师从匹兹堡带来almond，就记下查词典，却越看越糊涂。郑易里《英华大辞典》和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一北一南两大老牌工具书，义项皆有二，释义却有别。前者直截，似嫌笼统：一为“巴旦杏，扁桃”，一为“杏仁”。后者比较精确，也好区分：一作 “杏仁”，一作“扁桃（树），巴旦杏（树）”。毋庸置疑，almond作树名解，也作同名树木之核果名用—不管树名为何，在词典家眼里，其果仁之名，唯有“杏仁”，而且这“杏仁”之名，应似为“巴旦杏仁”之略，因为若把“扁桃”之果仁唤作“杏仁”，来得总是别扭。

　　而权威的汉语辞书，在界定“扁桃”和“巴旦杏”（“巴旦木”似从未正式进入词典）方面，好似从来都是摇摆不定。《现代汉语词典》一度有“扁桃”词目，无“巴旦杏”之项；但到二零一二年的最新版，“巴旦杏”却取代了“扁桃”。在《辞海》方面，自上一版（一九九九）起，“巴旦杏”词目也为“扁桃”所代替（二零零七年的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almond也译作“扁桃”），而在更老一版（一九八九）中，巴旦杏项下（页一一一），则有如下解释：

　　一作“八达杏”。伊朗文badam[bādām之误排]的音译，一名“扁桃”。蔷薇科。落叶乔木，叶披针形，先端极尖或渐尖，具浅钝锯齿。花单生，淡红或白色，几无梗。果实带扁，果肉薄而少汁，熟时干爆裂开，核脱出。原产亚洲西部，我国西北有栽培。有许多变种。种子味苦的称苦巴旦杏，味甜的称甜巴旦杏，成分及效用大致与杏仁相同。

　　一物译名缘何有二，词典没有答案。老《辞海》有线索，却遗漏重要信息，即bādām之英文名almond，直到十四世纪，才在英语中开始应用。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以前古人，对bādām所用中文名称，多系其波斯语对音，证据也见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他在书中“The Almond”篇说：“伊朗是almond（Amygdalus communis 或 Prunus amygdalus）的中心产地，一面传播到欧洲，一面传播到印度、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它在中国的记录，最早见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八（页一七八）：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

　　也就是说，bādām移植中土，在隋唐前就有译名，即所谓“偏桃”或“扁（褊）桃”者，—果实外观似桃，形状却呈扁形。从历代文献中，劳费尔也发现“偏桃”之别名，还有“巴榄（揽）”（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芭榄”、“杷榄”（元耶律楚材“寂寞河中府，退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酿春无输课，耕田不纳租”句），或者“八担（仁）”（元忽思慧：《饮膳正要》）等多种，多与“婆淡”近似，是其波斯名字对音之变体。

　　按《中国伊朗编》提示，还可查核出来，异于“婆淡”发音之“杷榄”诸名，主要见于宋金和元代载籍。令人费解的是，此一仿佛古叙利亚语发音之名，入明后似即匿迹。

　　劳费尔还注意到，在明清往后，人们对bādām的叫法，多从于李时珍《本草纲目》之说，呼之为“巴旦杏”。他进一步分析称，“巴旦杏”的说法，在明代之前并无记载，应是李时珍“所创”。不过《本草纲目》对“巴旦杏”的释名，说“八担杏”外，亦称“忽鹿麻”，则属误传。劳费尔从瓦特尔斯之说，断定它“等于波斯语xurmā（khurmā），但这个字也许是指枣子”，又或许是一种特殊巴旦杏的名称，“状似一种枣子，味甜”。此一推断，也为张星烺所证实。他在谈“巴旦杏，亦八担杏，又名忽鹿麻”时，也有注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一二七页）说明：

　　巴旦即婆淡，《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作把耼。波斯文bādām之译音，华言杏仁也。忽鹿麻乃波斯文khurmā之译音，华言枣也。李时珍谓巴旦又名忽鹿麻，大误。忽鹿麻，《辍耕录》卷二七金果条作苦鲁麻，《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传》作鹘莽。鹘莽，波斯枣也。有作千年枣者，又有作万年枣者。

　　可以推断，自李时珍以后，“巴旦杏”之名的固定，其他名称逐渐消失，就连“扁桃”也被淡忘。而从“巴旦杏”自然得出“杏仁”，再获词典家认可：和合本《圣经·创世记》中，雅各说的almonds，译成“杏仁”；最早的《植物学大辞典》（一九一九）也有“巴旦杏”词目。

　　实在而言，动植物“正名”，远非专业人士轻易所能定夺。拿“杏仁”来说，早已约定俗成，通行民间也无障碍—正如劳费尔所说：“巴旦杏的果仁也叫杏仁，并不能证明‘杏和‘杏仁会混淆，或‘巴旦杏和‘杏树会混淆。把它们混淆的也许是外国人，他们把中国杏的果仁当作巴旦杏。”

　　翻译和合本《圣经》的外国传教士，把almond译成“杏仁”，也可能是将“巴旦杏”和“杏”相混所致。但他们的继承者、中国本土的学者，比如“思高本”译者，和以一己之力重译《圣经》的吕振中和冯象，为何沿袭“杏仁”旧译，甚至连关于此物并非“中国杏”的注释也没有？他们不会不知，《圣经》之“杏仁”，若无原文无注解，不将之误作中国之土产者，恐怕没有几人；而且他们也不难查到，从植物分类学角度来说，李、杏、樱桃、桃和扁桃（巴旦杏）在物种上各不相同，但同属蔷薇科李属植物，它们只是“本家”而已。

　　在我想来，对于某些事物俗名，即或存有误导因素，无须太过敏感，也不必遇事都要“正名”—呆板的学科名词，替代了活的民间叫法，起码在文艺领域，趣味要减去不少。记得前段时间，有以色列考古家，借用碳十四测年技术，检验出土古代骆驼遗骸，发现圣经纪年时期，在古迦南地，骆驼尚未驯化为家畜—对于早期编纂者，把骆驼写入《圣经》，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大约以为，只要不妨圣言传播，细节会否导致“时代错误症”（anachronism），并没有太大关系—说句亵渎圣明的话，马虎的古人，倒比板着面孔较真的今人，更有意思一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