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算是认识林毓生教授最早的中国青年学人之一。八十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时，作为陪住生在留学生宿舍一住就两年多，在留学生楼，我认识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林琪（Lynch）小姐，她是林毓生的研究生，她向我介绍起不久后将前来南京大学讲学的林毓生教授，林琪事先告诉我，林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意识的危机》讲的是“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林毓生足足写了九年。林琪是个有心人，她知道我特别羡慕外国留学生中流行的盒式录音机，还专门请林毓生从美国带来一台录音机送给我，尽管林先生此前根本不认识我，而且这个录音机体积还真不小。
当时初次与林先生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我完全没有拘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记得他当时问我，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我说“文革”原因很复杂，但毛泽东确实被他自己的理论害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好的，公有制是纯洁的，本身不应该产生官僚主义，党内的官僚主义，那只能来自国际与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为了保护公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受腐蚀，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彻底的大革命，只有经历这样的斗私批修的革命，才能到达美好的新世界彼岸。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原因。林先生很欣赏这一观点。他作为观念史的研究家，当然会对历史人物的观念对其行为的支配有浓厚兴趣。当时还说些什么差不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当时对林琪说了一句夸我的话，说我“脑袋好使”。这使我这个青年学子大受鼓舞。
他在南京大学一个月的讲学期间，他的每次讲座我都去听，可以说，从他的讲座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西方观念史与思想史的魅力。他当时说的几个观点我至今不会忘记。
他说，在中国文化中，道统与君统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儒家认为道统高于君统，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就是“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但另一方面，儒家又有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两难悖论，由此而形成儒家政治生活的内在张力。
他还说，现代西方的文化理想是在未来，古希腊的理想社会是当下，而中国的理想境界是在过去，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哲学与不同的乌托邦传统。
他特别提到历史学的意义，他举例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试图回答困扰人类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
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中作为榜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激进的全盘反传统的性质。而这种文化价值观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深层思维上的重要影响。这些学术理念都是我过去从未所闻的。
在南大讲学时，林先生对他自己的讲演一开始颇有信心，但很快他可能就失望了，听的学生似乎少了起来。其实这是因为大陆处于开放初期，他说的那套学术话语，对于长期没有与外界接触的大陆学生来说，实在太生疏了，听的人觉得如坠雾里云中，理解起来确实有些困难。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林先生并不属于那种说话滔滔不绝，却没有什么干货的雄辩家类型。他是那种思想深邃，却有时难以把自己复杂精致的思想表达得很清晰的学者类型。
有一次他讲学时偶尔提到，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分类，学者可以分“头脑清楚型”与“头脑迷糊型”，前者可以出口成章，逻辑清晰，条理分明，但往往缺乏原创性，后者思想丰富，颇有原创性，却常苦于其思想无法用惯用的套语与流行的概念来表达，所以有时显得词不达意，令人无法理解。他并没有说自己属于哪种类型。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他就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富于原创性、思想独特而却艰于表达的“思维模糊型”学者，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这一判断告诉他，但我想，如果我这样告诉他，他一定也会满意的。在南京大学讲演并没有取得他原先希望的效果，很可能与这一点也有关系。
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尽管多数人听不懂他讲的内容，但在他讲学的课堂上秩序特别好，绝无喧哗之声来破坏他的自尊心，以后参加他多次讲演，情况都是如此，听讲者不知其所以然，却秩序良好，对此如何解释？我想也许是他讲学时的那种投入、冥思与执著的神态，让人们对他肃然起敬吧。
有一次我由于有事，没有前去听他的讲座，他后来问我为什么没有来听讲，他希望我以后每次都参加听讲。他说，这次讲课时，有一个大学生站起来问他一个问题，那学生说话，咄咄逼人的样子，好像要批判他一样，他颇为困惑不安，反复问我，你们大陆前些年搞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说话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我哈哈大笑，说那个学生肯定是无意的，也许是大陆人多年来形成的说话习惯，与你在台湾时学生在老师面前显得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同，你不要介意。听我这样说，他才放下心来。我这才发现林先生其实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也许真正的思想家都是如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毕业分配回上海工作以后，每次他来上海访学，总会提前告诉我，我都会去见他。我自认为是他的弟子。受他的嘱托，我把我所看到的大陆出版的每一本关于毛泽东生活回忆的书都购来寄给他。
不过，后来好像他对我有些误解，据朋友告诉我，曾有一位美国教授对林先生说，他在上海问过萧功秦对你的看法，萧对你的观点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听了后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一直把我当作学生辈看待。他问，萧功秦怎么会这样想？后来他多次来大陆，也就不再主动联系我了。是他对我心存芥蒂，还是对我所持的新权威主义理念有所不满？不过，就我对他的了解，第二种可能性不大，只要你对你执著的理念的思考是真诚的，他是不会在意的，他毕竟是自由主义者。
但多年来，只要我知道他来上海的消息，总会找机会去见他。有一次我还是中午时头顶骄阳，骑着破自行车，从虹口区骑到虹桥路去看他，我自认为我是大陆少数真正理解他思想的学者之一，也是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启示与人格感召的受惠者。此后，虽然每次见到他，也还是能谈得很投机，不过他再也不托我做任何事情了。endprint
后来他来华东师大讲学，我特意去听他讲演。林先生在大陆的许多讲演据说都很精彩，有朋友说，林毓生觉得他在大陆的知音比台湾还多，但这一次我还是觉得他的表述效果并不理想，至少我感觉到当场的许多青年学生有点茫然的样子。我估计听讲的研究生没有几个人听懂他说什么，大家仍然认真地听，对他十分敬重，大家都觉得听不懂他讲的微言大义，那是自己的问题。讲演快结束时，有一个学生用一种很自信的口气，问了一个很浅的问题，这说明发问人并没有听懂林先生说的内容，我感觉到林先生有点不快。我自信我还是懂了他的意思，于是再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他就很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了，似乎忘记了刚才的不快。
午餐时，我自然加入了许纪霖做东的招待餐会，餐桌上的林先生讲话特别有意思，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字字珠玑，令人回味无穷，与刚才讲演的枯涩完全不同。
他说，费正清对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费正清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但对中国并没有深入了解的兴趣，费正清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能力，自认为很了解中国，但总是用自己的一套固定想法来套中国，他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费正清对“文革”与毛泽东现象会做出那样皮毛的错误判断。
说到哈佛大学的史华慈教授，他说史华慈才是真正的中国学大师，谈起话来似乎总是不着边，颇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往往说到一句最重要的话时，只说了一半，再也不说下去了，如同猜谜一样让人回味。
我说，你今天的讲演好像也是这样，你说的有些话，很多人都没有听明白，例如，今天你讲的最重要一句话，也只讲了一半，这句话就是“儒家的道统本身也肯定君权至尊”。如果你再讲下去，就应该得出结论说，“所以在儒家道统中，君统与道统并不是两元的。道统层级低于君统”，但你并没有说。
他还说了一句对我很有启示的话，他说，其实，人们在运用演绎法时，演绎法本身还是受主体固有观念的支配，并没有纯粹的客观的逻辑演绎。他的意思是，人们自以为按客观的形式逻辑在推导，但潜意识里仍然是在自己的主观心态的支配下来进行演绎的。演绎的方向是预先已经设定了的。这也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话他还说了许多。他的思想始终对我有吸引力。
与高人聊天你会时时感到有所收获与启示。林先生身上始终有一种人格魅力。他讲话时有一种很浓厚的书生气，率真、自然、睿智、学识，一种北方官话特有的直白质朴，说话有时很率性，很冲人，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你会把这些都当作书生本色，记得就在这次餐桌上，他毫不掩饰对某位台湾知名学者的学术贡献的不以为然，他为台湾“中研院”没有接纳此学者为院士而感到很满意。即使他说话很冲，你也会把这看作他的真性情与魅力所在。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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