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雪国列车》（Snowpiercer，2013）系从法国同名科幻漫画改编，在中国的上映没有太大的营销力度，票房固然乏善可陈，口碑也未见高度评价。其实该片不失为韩国电影努力在国际上“入流”之作，不仅选择的是有相当思想高度的方向，影片的“精神血统”堪称高贵，演员阵容也堪称豪华，远非等闲商业娱乐片可比，而且在叙事、象征、隐喻等技巧上亦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可惜知之者不多，不久就寂寞收场了。
欲知《雪国列车》之“精神血统”，必须从“乌托邦·反乌托邦”传统说起。理解了这个传统之后，对《雪国列车》的评价就会完全改观。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所谓乌托邦思想，简单地说也许就是一句话—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用“乌托邦”来称呼这种思想，当然是因为一五一六年莫尔（Sir T. More）的著作《乌托邦》（Utopia）。但是实际上，在莫尔之前，这种思想早已存在，而且源远流长。例如，赫茨勒（J. O. 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中，将这种思想传统最早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而他的乌托邦思想先驱名单中，还包括启示录者、耶稣的天国、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修道士萨沃纳罗拉十五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建立的神权统治等等。在这个名单上，也许还应该添上中国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的那段“大同”构想。
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例如：安德里亚（J. V. Andreae）的《基督城》（一六一九）、康帕内拉（T. Campanella）的《太阳城》（一六二三）、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岛》（一六二七）、哈林顿（J. Harrington）的《大洋国》（一六五六）、维拉斯（D. Vairasse）的《塞瓦兰人的历史》（一六七七—一六七九）、卡贝（E. 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一八四零）、贝拉米（E. Bellamy）的《回顾》（一八八八）、莫里斯（W. Morris）的《梦见约翰·鲍尔》（一八八六）和《乌有乡消息》（一八九零）……这些著作都使用了虚构的通信、纪梦等文学手法，旨在给出作者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这些书里所描绘出的虚构社会或未来社会，都非常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直接过渡到我们所熟悉的“空想社会主义”了。
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情况完全改变了。如果说十九世纪儒勒·凡尔纳（J. Verne）的那些科幻小说，和他的西方同胞那些已经演化到“空想社会主义”阶段的乌托邦思想还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的话，那么至迟到十九世纪末，威尔斯（H. G. Wells）的科幻小说已经开始了全新的道路—它们幻想中的未来世界，全都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悲惨世界。甚至儒勒·凡尔纳到了后期，也出现了转变，被认为“写作内容开始趋向阴暗”。
按理说这样一来，科幻作品这一路，就和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以后两者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然而，当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却冒出一个“反乌托邦”传统。
所谓“反乌托邦”传统，简单地说也就是一句话—忧虑一个不美好的未来世界。读者耳熟能详的是“反乌托邦三部曲”。其中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曾被改编为电影，扎米亚京的《我们》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还仅只停留在文字中。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新近的重要作品或许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 Atwood）二零零三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我为小说的中译本写了序。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文学艺术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所有的疾病都已被消灭，但是药品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如果有人试图揭发这种阴谋，等待他的就是死亡。色情网站和大麻毒品泛滥无边，中学生们把这种东西当作家常便饭。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人类文明突然之间陷于停顿和瘫痪。
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精神血统”
“反乌托邦”向前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可以看成一种互文或镜像），向后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影片《一九八四》可以视为电影加入“反乌托邦”谱系的一个标志。
但是自此之前，至少还有两部可以归入“反乌托邦”传统的影片值得注意：
一九七六年的《罗根逃亡》（Logan's Run）名声不大，影片描绘了一个怪诞而专制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生活已经高度丰富，但人人到了一个固定的青年年龄就必须死去。罗根和他的女友千辛万苦逃出这个封闭城市，才知道原来人可以活到老年。
一九八一年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初映票房失利且“恶评如潮”，但多年后在英国《卫报》组织六十名科学家评选出的“历史上十大优秀科幻影片”中名列首位。影片根据迪克（P. K. Dick）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1986）改编，讲述未来二零一九年阴郁黑暗的洛杉矶城中，人类派出的银翼杀手追杀反叛“复制人”的故事。因既有思想深度（如“复制人”的人权问题、记忆植入问题等），又有动人情节，且充满隐喻、暗示和歧义，让人回味无穷，遂成为科幻经典。而影片黑暗阴郁的拍摄风格，几乎成为此后“反乌托邦”电影作品共有的形式标签。
与影片《一九八四》接踵问世的幻想电影《巴西》（Brazil，1985，中译名有《妙想天开》等），将讽刺集中在由极度技术主义和极度官僚主义紧密结合而成的政治怪胎身上。影片表现出对技术主义的强烈反讽，一上来对主人公山姆早上从起床到上班这一小段时间活动的描写，观众就知道这是一个已经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了的社会，可是这些机械化、自动化又是极不可靠的，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出毛病出故障。所以《巴西》中出现的几乎所有场所都是破旧、肮脏、混乱不堪的，包括上流社会的活动场所也是如此。endprint
二零零二年的影片《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假想未来社会中，臣民被要求不准有任何感情，也不准对任何艺术品产生兴趣，为此需要每天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如果有谁胆敢一天不服用上述药物，家人必会向政府告密，而不服用药物者必遭严惩。然而偏偏有一位高级执法者，因为被一位暗中反叛的女性所感召，偷偷停止了服药，最终毅然挺身而出，杀死了极权统治者—几乎就是《一九八四》中始终不露面的“老大哥”。影片充分反映了西方人对集权统治的传统恐惧，在“反乌托邦”谱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二零零六年的影片《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描写了一个阴暗、混乱、荒诞的未来世界，人类已经全体丧失生育能力十八年，故事围绕着一个黑人少女的怀孕、逃亡和生产而展开。随着男主人公保护这个少女逃亡的过程，影片将极权残暴的国家统治和无法无天的叛军之间的内战、源源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和当局的严厉管制、环境极度污染、民众艰难度日等等末世光景渲染得淋漓尽致。
二零零六年更重要的影片是《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它可以说是“反乌托邦”电影谱系中最正统、最标准的成员之一。这个故事最初是小说家的创作，一九八二年开始在英国杂志上发表，随后由漫画家与小说作者联手改编为漫画，最后由鼓捣出《黑客帝国》的电影奇才沃卓斯基兄弟（现已成为姐弟）将它搬上银幕。影片描绘了一个“严酷、凄凉、极权的未来”，法西斯主义竟获得了胜利，英国处在极权主义的残酷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只有压迫和无穷无尽的谎言。
无政府主义的孤胆英雄V反抗极权统治，挑战这个黑暗社会，被当局视为恐怖分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这个永远戴着微笑面具的V神通广大，他搞“恐怖主义”可以炸毁政府大楼，搞宣传可以控制电视台并播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演讲，文可以用艺术修养征服美女芳心，武可以三拳两脚将一群恶警打得满地找牙，他的飞刀更是出神入化……最后V煽动了一场群众革命：他挑选一个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日子炸毁了国会大厦，千千万万民众戴着与V一样的面具走上街头，熊熊火焰成为庆祝自由胜利的礼花，极权统治在民众的起义中轰然倒塌。这个结局与《撕裂的末日》中反叛的执法者斩杀“老大哥”异曲同工。
残剩文明与集权统治
了解电影史上反乌托邦的“革命家史”之后，理解《雪国列车》就变得容易了。
雪国列车中头等车厢里那些上等人富足优雅但又空虚无聊的生活场景，正是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描述的样子。而雪国列车上的集权统治者维尔福，正是《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也就是影片《撕裂的末日》中的统治者。而雪国列车下层民众所在的后部车厢，肮脏残破，一派末日凄凉，拍摄风格黑暗阴郁，明显和影片《银翼杀手》一脉相承。
由于后部车厢的场景大约占去了影片《雪国列车》三分之二的时间，观众老是面对着黑暗阴郁的画面，到影片接近尾声时才出现“光鲜亮丽”的场景（比如维尔福所在的车厢），这很可能大大抑制了中国观众的观影兴趣。考虑到中国一般观众对于影片的反乌托邦“精神血统”了解甚少，这样的推测应该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影片中大量展示的残破场景，是为影片预设的反乌托邦主题服务的。
如果就广泛的意义而言，似乎大量幻想影片都可以归入“反乌托邦”传统。因为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幻想电影中，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光明乐观的未来世界，只有比如《未来水世界》（Water World，1995）中的蛮荒、《撕裂的末日》中的黑暗、《罗根逃亡》中的荒诞、《黑客帝国》（Matrix，1999-2003）中的虚幻、《终结者》（Terminator，1984-2009）中的核灾难、《12猴子》（12 Monkeys，1995）中的大瘟疫之类。在这些幻想作品中，未来世界大致有几种主题：一、资源耗竭；二、惊天浩劫；三、高度专制；四、技术失控或滥用。在《雪国列车》的故事中，就是人类为应对所谓的全球变暖，试图以人工技术为地球降温时失控，导致地球变成了寒冰地狱，人类最终只剩下那列列车的空间可以生存了。
残剩文明必然处在资源耗竭或濒临耗竭的状态：狭小有限的空间、极度短缺的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雪国列车后部车厢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就是如此。在这种残剩文明中，集权统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仅仅为了实施有限生活资料的分配，就很容易导向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军事共产主义。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后面对西方列强武装干涉，新政权处于极度危险时，就不得不出此下策。那些年在苏联发生的种种惨状，成为此后幻想作品中描写残剩文明集权统治的模板（苏联广阔的领土使得生存空间并不狭小这一点除外）。
《雪国列车》对经典科幻作品的模仿或致敬
影片《雪国列车》在内容和技巧上，与一些经典科幻作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关系可以谓之继承，亦可谓之模仿，甚至可以视为抄袭—这个行为在电影界更常见的说法是“致敬”。
只要对科幻经典作品稍有涉猎，就会知道影片中列车的集权统治者维尔福就是《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或者造反者贿赂安保专家的毒品就是《美丽新世界》中的“索麻口粮”等等，这类相似之处太容易发现，就不必多言了。这里我们分析一个稍具深度和复杂性的例子，看《雪国列车》是如何向科幻经典作品“致敬”的。
在《雪国列车》中，起来造反—更正式的说法是革命—的领袖经过英勇奋战，终于打到最高统治者维尔福所在的车厢，在那里他与维尔福有一场相当冗长的对话。维尔福告诉革命领袖一个惊天秘密：列车上有史以来的每一场叛乱（革命），包括眼下看起来即将胜利的这一场，都是事先精密设计好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列车上的生态平衡—列车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所以必须在叛乱及其镇压中让一些人死去。
维尔福对目瞪口呆的革命领袖和盘托出：你们这些叛乱，不都是后部车厢中那个名叫吉连姆的老头子暗中策动的吗？他因为策动叛乱的罪名，手和脚都已经失去了（列车上有一种特殊的刑罚，将犯人的手足伸到车外冻掉）。可是你要知道，吉连姆他是我的拍档！他负责策动叛乱，我负责镇压叛乱，我们列车上的生态平衡才维持到了今天。难怪影片中吉连姆第一次出场时，那些镇压骚乱的卫兵对他表现了不合常情的尊敬姿态。endprint
用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一幕极大地“解构”了先前铺垫了一个多小时的革命—解构了这场革命的正义性，解构了革命中战友浴血牺牲的神圣性。原来从一开始，我们就都只是小白鼠、小棋子，让那些大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么《雪国列车》这个高度解构的结局，是在向哪部经典“致敬”呢？
在我个人的评判标准中，科幻电影的“无上经典”离今天并不遥远—那就是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三年横空出世的影片《黑客帝国》系列。《黑客帝国》三部曲（严格地说还应该加上那部有九个短片的《黑客帝国卡通版》）问世之后，一举成为科幻影片迄今为止无人能够逾越的巅峰之作，思想有深度，故事有魅力，视觉有奇观，票房有佳绩，“内行”激赏它的门道，“外行”也能够享受它的热闹，更有一众哲学家破天荒来讨论它所涉及的哲学问题（比如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瓶中脑”问题、人工智能的前景问题等等）。世上自有科幻影片以来，作品之全面成功，未有如斯之盛也。
《黑客帝国》系列讨论了多重主题：机器人反叛、世界的真实性、记忆植入（我是谁）、谁有权统治世界，当然也包括反乌托邦，但这里我们姑且只关注《雪国列车》的结尾是如何向《黑客帝国》“致敬”的。
在《黑客帝国II：重装上阵》（The Matrix： Reloaded，2003）结尾处，地下反抗者向Matrix的要害部门发动了总攻，原以为可以一举摧毁敌人，但他们低估了敌人的能力，进攻失败。这时反抗者的首领尼奥和造物主（Matrix的设计者）之间有一段冗长玄奥的对话。造物主告诉尼奥，不要低估Matrix的伟大，因为事实上你们的每一次反抗和起义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就连锡安基地乃至你尼奥本身，都是设计好的程序，（尼奥已经是第六任这样的角色了！）目的是帮助Matrix完善自身—在此之前Matrix已经升级过五次了。
上述两个结局的高度同构是显而易见的：雪国列车对应于Matrix，维尔福对应于造物主，列车中的革命领袖对应于尼奥，革命都是被革命对象事先设计好的。
这就是电影界典型的“致敬”。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在影史上找出许许多多。比较奇怪的是，在电影界很少有人发起“抄袭”的指控。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搞电影的人比写小说的人要宽容得多。
永不停驶的列车：一个科学技术的隐喻
我问过好几个看过《雪国列车》的人一个同样的问题：影片中的雪国列车为什么要不停地行驶？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我。有的人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提示了问题的一条解释路径。
按照影片故事的交代，因为维尔福发明了“永动机”—尽管这在现今的物理学理论中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雪国列车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因此在影片故事的理论逻辑上，列车一直行驶下去确实是可能的（这里没有考虑列车机件在持续行驶中的磨损，以及补充更换这些机件的困难）。
但问题是，列车有什么必要不停地行驶呢？“永动机”即使能够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如果让列车停靠在某处，不是更节省能源吗？有什么必要昼夜行驶，每年绕行地球一圈呢？不停的行驶非但浪费能源，还会磨损机件从而减少列车工作寿命，而且列车行驶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持续的噪音……总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影片也没有从技术上交代过列车不停行驶有什么必要性。（比如“永动机”必须在列车行驶中才能工作？）
于是，雪国列车毫无必要的行驶，只能解释为一个隐喻。
雪国列车是依靠什么来建成和运行的？当然是依靠科学技术。影片中的雪国列车，可以说就是“高科技”的结晶，所以它就是科学技术的象征。这与笔者多年前的想法不谋而合：
今天的科学技术，又像一列欲望号特快列车……
车上的乘客们，没人知道是谁在驾驶列车—莫非已经启用了自动驾驶程序？
而且，没人能够告诉我们，这列欲望号特快列车正在驶向何方！
最要命的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列列车上，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下车了！
今天看来，这段旧文几乎就是雪国列车的直接写照：按照影片所设定的故事，雪国列车就是自动行驶的；它每年绕行地球一圈，就是没有目的地的；列车没有停靠站，而且车外的环境低温酷寒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当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下车的。
所以，雪国列车毫无必要地荒谬行驶，就是用来隐喻当代科学技术“停不下来”、“毫无必要地快速发展”、“没有任何人能够下车”的荒谬性质的。
而且，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列车及其运行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如果说雪国列车是对当代科学技术的隐喻，那么影片结局时列车的颠覆毁灭，简直就是对现今这种过度依赖科学技术支撑的现代化之不可持续性的明喻了。
反乌托邦作为一种纲领的生命力
从扎米亚京的 《我们》到今天已经九十多年了，扎米亚京、赫胥黎、奥威尔他们所担忧的“反乌托邦”是否会出现呢？按照尼尔·波兹曼（N. Postman）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书中的意见，有两种方法能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作品，展示了另一种路径的“反乌托邦”—如果文化一味低俗下去，发展到极致也可能带来一个黑暗的未来。现在看来，也许奥威尔的预言现在看来似乎威胁已经不大，但他认为“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
在影片《雪国列车》中，人类残剩文明走上了奥威尔《一九八四》的道路，最终难以避免地走向崩溃。也许，在雪国列车所象征的人类文明崩溃的那一瞬间，导演的心有点软了，他给观众留下了一点点若隐若现的希望。
要看到这一点点希望，需要在观影时保持持续的注意力，并维持较好的记忆力—因为《雪国列车》是一部相当精致的电影，其中有不少含义丰富、前后照应的细节。影片一开始交代说地球已经成为寒冰地狱，任何生物无法生存；中间则在列车每年经过同一处飞机残骸时，让车上的人注意到残骸上的雪线在逐年下降—这意味着地球温度可能在缓慢回升；结尾处只有尤娜和一个小男孩幸存下来，尤娜和远处一只北极熊意味深长地对望了一眼，这暗示地球温度还在回升，已经有生物可以在地球上生存了。
但孤立无助的尤娜和小男孩能够活下去吗？他们两人能够将人类文明从冰天雪地的废墟中重新建立吗？这看起来仍是毫无希望的，人们只能祈祷奇迹的降临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幻想作品（电影、小说、漫画等）中，反乌托邦传统宛如一列长长的列车，《雪国列车》就是这列车的一节新车厢。
如果我们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术语，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看成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s），而那些作品就是研究纲领所带来的成果，那么现在看来，“乌托邦”纲领已经明显退化，虽然不能说它已经绝对失去生命力（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任何纲领都不会绝对失去生命力），但它已经百余年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新作品了；而“反乌托邦”纲领则仍然保持着欣欣向荣的生命力—百余年来“反乌托邦”谱系的小说、电影和漫画作品层出不穷，它们警示、唤醒、启发世人的历史使命，也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也许还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正是在这百余年间的某个时刻，告别了它的纯真年代。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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