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吴文津先生和我相知已近半个世纪，让我从我们友谊的始点—哈佛燕京图书馆—说起。

　　我初次接触哈佛燕京图书馆，便得到一次很大的惊异，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五五年十月我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的资格从香港到哈佛大学进修。那时我正在进行有关东汉士族大姓的专题研究，因此行装安顿之后立即展开工作。我虽然早已闻哈燕社汉和图书馆之名，但是它藏书之完备还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想之外。我在香港多年遍求不获的书刊，在此一索即得。这是我受惠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之始。第二年我进入研究院，它更成为我求知的一个最重要泉源了。

　　时间稍久，我终于认识到裘开明先生（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作为第一任馆长对于哈燕图书馆做出的重大贡献。哈佛的中、日文藏书之所以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系统中长期居于领先的地位，裘先生的功劳最大。所以在哈佛从事中国或东亚研究的人，无论是本校人员或外来访客，也无论是教授或研究生，多少都对裘先生抱有一种感激的意识。一九六四年费正清、赖世和与克雷格三位哈佛教授将他们合著的《东亚：现代的转变》献给裘先生，便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意识。我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都非常关注一件大事：袭先生不久将退休了，谁来接替这一重要职位呢？

　　一九六六年我重回哈佛任教，裘先生已于上一年退休，继任人则是吴文津先生，于一九六五年就职。吴文津先生前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馆长，以收藏现代中、日资料独步北美。由一位现代图书馆专家接替一位古籍权威为第二任馆长，这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这样说绝没有丝毫故甚其辞的意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现在可以断定：这件大事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它象征着美国的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下面让我试对这一论断的根据略做说明。

　　首先必须郑重指出，一九二八年登记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Harard-Yenching Institute）自始便以推动国际汉学（Sinology）为它的主要宗旨之一。因此哈燕社最早的一位咨询人是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Paul Pelliot）；他同时也是创社社长的内定人选。但是他最后不肯接受社长的聘约，转而推荐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做他的替身。叶氏出自帝俄世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专治日本古典文学。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移居巴黎，在伯希和门下从事研究，并成为后者的学术信徒。在他的领导下，哈燕社的国际汉学取向便确定了下来。不用说，汉和图书馆为了配合这一取向，书刊的收藏自然也以十九世纪以前的传统中国与日本为重心所在，而且特别注重精本与善本。在这一取向下，裘开明先生的许多特长，如精确的版本知识以及他与当时北平书肆和藏书家的深厚关系等，恰好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哈佛燕京图书馆终于成为西方汉学研究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中心，绝不是幸致的。

　　但是从二十世纪中叶起，中国研究这一领域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就研究的内涵说，专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相形之下，以往汉学家们所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就受到比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径论，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的专业纪律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

　　为什么会有这一转向呢？这当然是因为“二战”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美国在东亚的处境受到严重威胁，以致当时美国朝野都在争辩“美国为什么失掉了中国”的问题。事实上，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政府颁布的关于中国的《白皮书》是国务院内外的中国专家集体编写的，主要根据现代史及档案来解答“为什么失去中国”的问题。美国许多第一流大学在五十年代群起向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进军，而且成绩辉煌，显然是因为受到了上述政治氛围激励。

　　我恰好见证了这一转向在哈佛大学的展开过程。一九五五年费正清在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下，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中心网罗了一批校内外的专家，从事长期或短期研究。他们的专题主要集中在近代和现代中国的范围之内；其研究成果则往往以专著（Monograph）的形式出版，构成了著名的《哈佛东亚丛书》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和大学提供了较多的奖学金名额。哈佛研究院（Graduate School）中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生与硕士生也人数激增。他们遍布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之中，因而将中国研究和现代专业纪律有系统地结合了起来。

　　相应于这一研究转向，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重心也从传统时期扩展到中国和东亚的现代了。这便是文津先生受聘为第二任馆长的时代背景。但为什么入选的是文津先生，而不是别人呢？这是我要接着说明的问题。

　　事实上，文津先生当时确是最理想的人选，因为在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胡佛研究所的资料收藏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而文津先生的卓越领导则有口皆碑。

　　胡佛研究所最初以收藏欧洲当代与战争、革命与和平相关的资料著名，“二战”以后范围扩大到东亚，分别成立了中文部与日文部，收藏的范围以二十世纪为限。一九四八年芮玛丽（Mary C.Wright，1917-1970）受聘为首任中文部主任，直到一九五九年移讲耶鲁大学历史系为止。她是费正清的大弟子，后来以深研同治中兴和辛亥革命为史学界所一致推重。在她任内，现代中国的收藏已极为可观。其中包括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她亲自从延安搜集到的中共报刊、伊罗生（Harold R.Issacs）在二三十年代收罗的中共地下刊物、斯诺（Edgar Snow）夫妇所藏有关文献等。

　　但胡佛研究所的一切收藏最终汇为一个完备现代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的图书中心，则显然出于文津先生集大成之功。限于篇幅，他的辉煌业绩在此无法充分展示。但邵东方先生在二零一零年总结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对文津先生的贡献有一段很扼要的概括，其文略曰：endprint

　　作为美国华人图书馆长的先驱，吴文津对胡佛研究所的中文收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九五一年首任中文藏书馆长芮玛丽聘请他入馆工作。一九五六年他已成为副馆长。一九五九年芮加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后，吴则继任馆长之职（按：“中文藏书馆长”也就是“中文部主任”。）一九六一年胡佛研究所决定将中、日文部合成“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Collection），吴则成为第一任馆长。在他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就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时，吴已将“东亚藏书”转变为美国收藏现代中、日资料的一个主要中心了（按：吴文津先生就职哈燕图书馆馆长时期为一九六五年十月）。就现代中国的资料而言，馆中所藏之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更是屈指可数。

　　这一概括既客观又公允，不过仅仅呈现出文津先生在事业方面的一个静态轮廓。下面我要对他的动态精神略加介绍。

　　自一九五九年继任中文图书馆馆长，独当一面以来，文津先生搜求资料的精神才逐步透显出来。这个精神我无以名之，只有借用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事实上，无论是傅先生或文津先生，所发扬的都是中国史学的原始精神，即司马迁最早揭出的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文津先生只要听说任何地方有中国现代研究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他便不顾一切困难，全力以赴地去争取。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六零年他在台北拍摄了全部“陈诚特藏”的档案。所谓“陈诚特藏”是指所谓“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原始资料，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陈诚的部队在江西瑞金地区俘获得来；运到台北以后，陈把这批资料交给下属萧作梁等人整理和研究。一九六零年四月有两位美国专家专程到台北，希望获得阅览的机会。萧请示陈诚，得到的批示是：“反共的人士都可以参观。”但这两位专家一向有“左倾”的声名，萧感到为难，因此求教于当时深受陈诚敬重的胡适。最后胡的答复是“不妨宽大些，让他们看看”。

　　此事发生在文津先生赴台北争取“陈诚特藏”之前六个多月，二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文津先生认识到这批原始资料的重要性曾受上面两位专家越洋“取经”的影响，这是可以断言的。不但如此，文津先生也同样得到胡适的助力。他告诉我们：

　　为此事一九六零年第一次来台湾。当时台湾的条件很差，据说摄制缩影微卷的机器只有两部。一部在中央银行，一部在中央研究院。那时胡适之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去请他帮忙。他一口就答应了。把机器与操作人员都借给我使用。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把这批将近一千五百多种的资料照成缩微胶卷带回美国……

　　但是我相信胡适的帮助并不仅仅限于技术方面。上面提到他关于“不妨宽大些”的主张必曾对陈诚有所启发，因而无形中也为文津先生开辟了道路。

　　在争取“陈诚特藏”的整个过程中，文津先生的基本精神特别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初知台北藏有江西苏维埃资料，但不得其门而入。稍后偶遇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教授申克（Hebert G.Schenk），曾在台湾负责美援工作，与陈诚相熟。他便毫不迟疑地请申克教授介绍。终于得到复印的许可。可见他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中寓有一种“求道”的精神，不放过任何一点可能的机会。第二，他说争取这一套极为珍贵的史料，最初是为了“加强胡佛对中共党史的收藏”。这是忠于职守的自然表现。然而他对于研究资料却抱着“天下为公”的态度，不存丝毫“山头主义”的狭隘意识。因此他后来又取得陈诚的许可，“将这批资料再作拷贝以成本供应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以作研究之用”。他的职位在胡佛研究所，但是他同时也为全美所有东亚图书馆提供研究资料。

　　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继获得江西苏维埃资料后去争取胡汉民三十年代未刊的来往信札事。早时，他得知胡木兰女士存有她父亲三十年代与中国各政要的私人手札。胡汉民为国民党元老，且为华南地区举足轻重之人物，这批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与“陈诚特藏”一样他不得其门而入。后多方打听经友人介绍，得识胡木兰女士及其夫婿。经数年之交往，来往美国与香港地区之间，得木兰女士之信任，允考虑将胡汉民先生之信札寄存胡佛研究所，并开放研究学者使用，不能复印，而个案必须先得其批准。一九六四年文津先生受聘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一九六五年就职），胡女士得知后，颇为踌躇，因不知接任文津先生者为何人。遂建议将胡汉民先生之信札转存哈佛燕京图书馆，由文津先生保管，使用条件依旧。文津先生喜出望外，欣然应允，因深信寄存地点无关紧要，至要者在于获得此项资料。这批极为珍贵为研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两千七百余种信件遂寄存哈佛燕京图书馆。后经陈红民教授编注，并得胡木兰女士家属的许可，于二零零五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十五大册，以惠士林。

　　上述文津先生的基本精神稍后更得到一次大规模的发挥。一九六四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下面有一个“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因为感到美国所藏当代中国资料之不足，决定调查世界各国的收藏状况，以为美国作为参考。由于文津先生在这领域中的卓异成就，这一重任终于落在他的肩上；在这两年中，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全世界进行调查工作。他对这一件事，做了下面一段简报：

　　调查一年时间里，通过走访西欧、东欧、斯堪的纳维亚、苏联、印度、日本、台湾，香港的重要中国研究和图书中心，还有美国本土图书馆，我发现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图书馆，可以通过我们没有的途径从中国获取原始研究资料，西欧和日本也有，但相对较少。大多数这些图书馆都接受与美国进行交换。所以在呈交给JCCC（按：即“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缩称）的报告中，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东亚图书馆服务中心来确定、获取（通过馆际互借和交换）以及复制分配那些无法获取的当代中国书刊和只有少数美国图书馆才能拥有的稀缺研究资料。endprint

　　这一次调查旅行，地区之广大和查询之详细，真正不折不扣地可称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的报告和建议都是为全美各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着想，所以特别强调研究资料必须向所有图书馆开放。更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接受了他的建议，终于在一九六八年成立了“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这中心先后复制了无数难得的资料，不但遍及全美，而且流传世界各地。正如文津先生所言，如果没有这个资料中心，“各地图书馆现在是不可能拥有那么多中文书刊的”。

　　总之，这两年内文津先生的调查旅行不仅是他个人事业的不朽成就，而且也是美国现代中国研究史和东亚图书馆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难怪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一九八八年颁发每年一度的“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给文津先生时，奖状中有下面的词句：

　　三十年来你是发展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中心动力…… 牢记中国的传统价值，我们景仰你在旁人心中激起的抱负，你有惠他人的成就，以及传播与他人共享知识。本学会表彰如此杰出的事业生涯也是为自己增光。

　　以上举文津先生在斯坦福大学时代的几个重要活动为例，旨在透显他的独特精神。通过这几个事例，哈佛燕京图书馆为什么非请他继任第二任馆长不可，便无须再做任何解释了。

　　文津先生到哈佛之后，虽然面对的具体问题与胡佛研究所不同，但他的精神则一仍旧贯。哈佛燕京藏书初以汉学取向，这一点前面已说过了。由于裘先生在这一领域已建立了规模，文津先生大体上萧规曹随，但始终维持着它的领先地位。我对此有亲切的体会。因为汉学正是我的工作领域。我和文津先生共事十年，从来没有感到研究资料方面有任何不足的地方。但在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中，文津先生则将哈佛燕京的收藏带到一个全新的境地。详情不可能在此陈述，我只想提一下他在收集“文革”资料方面所费去的时间和精力比他走遍全世界调查现代中国资料更为艰巨，也更有成就。一九六五年他到哈佛的时候，正是“文革”前夕，但资料已极为难求，一九六六年“文革”起始后，中国出版界除《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语录》等外，公开出版工作几乎全部停顿。但各地红卫兵小报遍起如雨后春笋，部分带至香港经书商复印出售者为唯一可收购之资料，但供不应求，以致“洛阳纸贵”。当时美国国务院应学术界的要求，愿意公开政府所收集的红卫兵资料。于是上述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又邀请文津先生负起这一重任，到国务院阅读一大批有代表性的资料。他认为其中红卫兵小报和周恩来等人与红卫兵代表的谈话记录等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建议国务院尽快公开于世。但一九六七年时“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尚在筹建中。于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将最早从国务院收到的资料制成缩微胶卷，以成本计向各图书馆发行。这是他几年前复制“陈诚特藏”的故智。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才出版了红卫兵资料二十卷，以后每隔几年便续刊数十卷。我同意文津先生的话，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出版的红卫兵资料集”。最有趣的是一九八零年五月考古学家夏鼐第一次访问哈佛，也特别记下文津先生给他看的“红卫兵各小报缩印本二十余册”。我猜想夏所见的必是一九七五年“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二十卷本。

　　文津先生的精神一以贯之，此其明证。具此精神动力，所以他的成就特多，而为各方所推崇。上面已提到美国亚洲学会的“杰出贡献奖”。先生一九九七年荣休时，哈佛大学校长鲁登斯廷（Neil L.Rudenstine）在他的贺文中列举先生对哈佛的贡献之外，在末尾说：

　　我非常高兴加上我个人以及哈佛全体同仁对他为哈佛做出的示范性的杰出贡献致谢。文津，你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个更好的大学。

　　（《吴文津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