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猛

　　自二○○三年五月下旬北京大学推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以来，围绕这次人事体制改革，讨论迅速从校内蔓延到校外，关心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学者纷纷发表意见，探讨这份改革草案的利弊，分析制度的逻辑和背后的理念，并以此为契机考察中国教育与学术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一所大学的人事体制改革，居然成为一个近年来少有的引发知识界激烈争辩的热点问题，这一点让许多人非常不解:难道北京大学此番大张旗鼓宣传的改革方案不是其他许多高校早已暗地里推行的措施吗?难道这种“改革”不是中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吗?尤其令一些人困惑的是，难道许多人不都对中国大学存在的各种问题感到痛心疾首并盼望尽快改变这种情况吗?那么，为什么当北京大学试图通过加强竞争、淘汰冗员、引进人才、强化管理来根除各种弊端时，却有这么多的人出来“唱反调”呢?

　　改革草案设想的“新体制”提倡竞争，希望打破论资排辈，为更多优秀的年轻学者能崭露头角提供机会，但北大校内各系反对最激烈的，尤其是那些公开提出反对意见的，往往是各学科中颇有学术前途的青年学者。而且，一些非常严厉的批评是出自“新体制”大力保护的终身教授之手。这些终身教授没有因为“新体制”保障了他们个人的学术地位或经济利益，就简单地支持改革，却因为这样的体制有可能损害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而提出了反对意见。另一个让改革草案的支持者难以理解的事实是，虽然“新体制”引进人才的核心是“海外人才”，但无论是海外大学的华裔教授，还是正在留学的青年学子，北大的改革草案都远远没有赢得他们一呼百应的支持。相反，有许多海外学者撰文指出，“新体制”既不尊重中国学术和教育的传统，也缺乏对国外教育制度(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耐心细致的考察。这份改革草案表面上主张向所谓“教育先进国家”学习，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模仿的却是一些没有学术传统的新兴大学的“速成”办学方针，几乎放弃了学术的自主发展，这样不但无助于解决旧的问题，反而可能恶化学术环境，给北京大学带来更多的弊端。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对北大改革草案的观点的差异，并非仅仅因为个人与改革的利益关系，而更多地来自他们对学术与教育所持有的几乎完全不同的理念。

　　而改革草案的设计者乃至许多支持者则认为，北京大学的这次改革并不能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所有问题，甚至解决不了许多非常核心的问题，他们设计的改革草案只是希望能从人事体制入手，推动进一步的改革，逐渐解决中国大学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在他们看来，批评者经常强调的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学术发展的规律、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宽松的学术氛围，华人大学理念或本土情怀、中国学术传统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理念，即使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或不切实际的大话，也至少是文不对题的闲话，因为北大的这次改革就是一次以利益的重新分配为核心的人事体制改革，根本与这些理念的问题无关。

　　从这种对大学改革问题的理解中，我们倒不难发现北京大学改革草案中那些受到广泛批评的缺陷的根源。许多改革的设计者或支持者，之所以拒绝听取和理解批评意见，并非一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对教育和学术的“生产效率”的迷恋，往往妨碍他们思考教育活动的内在性质和学术成果的真正来源。这次大学改革讨论分歧的关键是对学术与教育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恰恰包含了深刻的理念问题。在有些人看来，大学改革可以无需考虑或者可以暂时牺牲的东西，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恰恰是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灵魂，是任何大学不可须臾相离的东西。因此，理解围绕北京大学的改革展开的这次讨论的关键，就是要思考大学改革背后的理念和作为这些理念载体的制度。

　　仔细阅读对北大人事体制改革草案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大学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分配利益，激励更高的“学术”产出，而是如何培养促进中国学术自主发展的学术传统。一个国家真正优良的大学制度，必定是能为本国自主的学术成长提供有效支撑的制度，而围绕这样的学术传统形成的理念和价值就是这个国家的大学制度的内在灵魂。德国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创立，不仅贯彻了洪堡对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强调，同样也体现了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对德国学者与高等教育使命的思考。在德国大学树立的“大学自主”、“教与学的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现代大学原则背后，是试图将传承文明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的伟大理想，这也是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施莱尔马赫所谓“日耳曼意义的大学”的真正内涵。通过学习德国大学从而逐渐形成自己高等教育制度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创立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美国自己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无论是深受欧洲影响的美国，还是当时尚在法国支配下的刚刚战败的普鲁士，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清楚，只有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大学传统，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大学免受各种外来的政治压力或经济利益的摆布，从而真正在探求知识、接续文化传统，培养国民性格等方面为一个国家奠立真正的精神基础。

　　大学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塑造这样的学术传统，并建立能够传承和发展这一传统的制度架构。而只有以成熟自主的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为基础的大学制度，才能包容和吸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学术营养，为中国学者创造真正“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甚至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创新提供前提条件。否则，中国的学术，就只能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仰赖美国学术传统的滋养，为美国学术发展提供初级产品和消费市场，在教育、学术乃至思想上都成为亦步亦趋的“尾随者”。

　　从中国学术传统发展的角度，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都有很深感触的学者却对这份改革草案如此失望。北大的所谓“新体制”既未能学习到所谓“西方先进国家”教育学术体制的真正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学术与教育的实际情况。而改革草案在“中”、“西”两方面的不足，都既体现在制度设计的各种弊端上，更表现为大学理念的薄弱与短浅。

　　也许有人会说，北京大学现有改革草案设计的制度，虽然有些“不中不西”，但这一特征却是中国大学改革在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抱着尊重传统的态度，在仓促推行新的一轮大学改革之前，耐心地考察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大学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北大的这次改革在精神上与这段历史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历史中，那些能够促进北大和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改革，从蔡元培到胡适，始终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在形式上建立学术自由的原则，尊重学术自主的逻辑，而在实质上通过会通中西思想的精髓建立现代中国思想自主发展的传统。蔡元培校长当年的许多措施，诸如改革北大法商二科，推行教授治校，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都体现了蔡先生对主导现代大学的理念有深刻的认识，并力求在中国大学中找到践行这些理念的制度形式。此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又进一步发扬了这一传统。中国大学的百年传统已经表明，没有真正学术自主理念支撑的大学改革，既无法光大自己的传统，更无力“拿来”别人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引导中国大学走上独立成长的道路，而只能日益依赖国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靠不断从国外“输血”来维持生计，最终导致自身学术和教育的萎缩。

　　秉承学术自主原则来思考中国大学面临的任务，蔡元培校长和后来同样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都非常重视留学问题对于中国大学的特殊意义。蔡胡两位先生本人都参加过中国早期的留学运动，曾在堪称“世界一流”的欧美大学中读过书。而他们，作为最优秀的留学者，之所以能将“留学”所学用于推动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就在于他们知道为什么“留学”，也因此清楚“留学”本身的局限，他们对建立自主的中国学术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更加切身的认识。在这些有识之士的眼中，凡教育和思想蓬勃发展的国家，其卓有成效的大学体制和学术制度并不能只靠严密的规章和刻板的条文，而是有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更多地来自能够将学术和教育的职业提升为“天职”的伦理或“精神”，在这种引导和推动学者献身“天职”的精神中，往往隐含了一种对该国成熟丰富的学术传统的认同。正是这些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才能将这个国家人民的现实处境与其文化背后源远流长的观念传统联系起来，使其学术发展的活力具有深厚的底蕴，而不会变成一种无根的亢奋或是浮躁的虚假繁荣。读过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或是《胡适留学日记》的人，大概都会对蔡胡两位先生视为“人情天理”的家国之感留下深刻印象。正是这些在异国艰苦求学时仍然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命运念念不忘的优秀留学生，反而能够设身处地把握德美诸国在教育和文化，乃至政治和经济上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自身学术传统，从而在精神上仰赖他人的寄生者。

　　因此，“留学”的真正目的，不是简单地进口一些本土缺乏的知识和方法、问题或“主义”，而是如何借助“西学”(的思想挑战)来重建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并以这样的学术传统为主体来吸收西学，革新中学。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融会新学旧派的做法，胡适倡导通过“留学”来结束“留学运动”，实现学术独立的努力，都是希望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避免把留学变成思想“朝圣”或是知识“走私”。他们深知，留学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留而不归”，在精神上永远无法脱离外国的学术母体，把外国的学术传统当作自己的学术家园。而“中国”，无论现实中的中国还是历史中的中国，倒仿佛成了思想上的客舍逆旅，最终只有把这个国家在骨子里也变成“外国”，“留学生”在治学和教育上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样的“留学”表面上是“开放”，骨子里却是思想上的极端封闭狭隘，对中西两种文明都抱有相当浅薄和刻板的理解。对发展现代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来说，这种没有自主学术传统支撑的“留学”，实际的结果是“留而不学”，根本不会在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其为祸并不亚于“闭关锁国”。

　　相反，那些对建设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有自觉意识的留学生，不会为国外的物质文明而目眩神迷，不会将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误以为只是“坚船利炮”或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更不用说某某某奖的获奖机会或国际期刊发表文章的数目。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在精神上自主强大，让政治经济和学术教育都有自己的活水源头;同样，他们也不会对自己国家中巨大的文化潜力熟视无睹，他们明白自己在留学中所学到的东西，不过是引燃这些潜在的思想能量的导火索，而只有当自身的这种思想潜力真正得以发挥出来，中国的学者才有可能在最高水平上理解那些来自外国的思想从而在更高的境界上重建文明; 这些留学生更不会把自己国家面临的那些“困境”当作具有基因缺陷的“痼疾”，而是看作锻造伟大的文明所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围绕大学改革在学术与教育上的艰苦建设，正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核心部分。见识深邃才能做到气量宏大，这些继承蔡元培先生和胡适先生开辟的传统的留学生，在建设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恰恰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帮助中国的大学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上的领导者。中国的大学改革，如果舍弃对自主学术传统的耐心营造，反而寄希望于引进“归国学者”来直接输入别人的学术成果甚至体制架构，这样的做法表面上看是终南捷径，其实是既摧残中国学术教育艰苦积累的传统，又误导留学生自身发展的歧途。

　　在这次“大学改革”问题的争论中，忽视学术传统的现象，不仅体现在不尊重中国大学近百年来建构学术传统的历史努力，割裂“留学”与中国学术传统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还体现在严重低估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和教育方面进行的各项探索和尝试。

　　在近来的大学改革中，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为了证明改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将中国学术教育发展的现状描绘得一无是处，满眼黑暗，仿佛今天的大学改革是在没有任何有益积累的学术废墟上进行的，因此无论如何改革，都不会对学术带来损害，只会是有益未来的建设。但即使我们不谈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辉煌的学术成就，仅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年而言，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学者在培养自身的学术传统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尝试。未来的大学改革，不仅不应该抛弃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不应忘记百年以来现代中国大学摸索独立自主的学术的努力，同样也不应该忽视这二十年的学术积累。在这二十年中，西书的译介和评述，文史哲等学科对古典传统的整理和恢复，新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引入，以及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学术规范与本土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在培育中国大学未来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酝酿第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方面，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对西方思想的理解，就会发现今天已经比二十年前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而各种扎根本土的经验研究，结合人文传统与社会科学眼光的历史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学术发展在多年的积累之后正在逐渐步入正轨。甚至，我们不妨简单地比较一下许多学科的学术杂志历年来发表的文章的学术规范，或是一些著名大学的学位论文的品质，大概都会从中看到学术积累的成效，而且这些积累，都是在本土学者和新近归来的留学人员共同努力下实现的。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学术积累本身存在的一些弱点进行批评，寻找办法救治其缺陷，但我们绝不能轻易就抛弃我们自己苦心营造的传统。

　　对中国大学制度背后隐含的学术传统问题的忽视，大概正是北大这次人事体制改革草案无论在面对中国大学实情，还是引进西方大学体制两个方面都为人诟病的真正缘由。“新体制”同时在这两个方面暴露的缺陷，也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自主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当然，同时也揭示了建设这一学术传统所面临的艰苦努力。建立真正的中国学术传统，并不能凭借盲目排外的文化沙文主义，或是沉溺于博物馆式的文化遗老心态，当然更不能靠简单移植或嫁接美国的学术或文化，无论这种文化是以“世界一流”的名义，还是打着“国际标准”的旗号。

　　营造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正如这次大学改革的争论所揭示的那样，一方面要求重新思考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使其成为能够面对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问题的活生生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要求能够站在现代中国的视角把握所谓“西方”的整个观念和制度传统，揭示其与现代中国处境的内在关联。因此，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其“现代”和“中国”都具有双重意涵。

　　中国的“现代”处境，注定其传统不仅包含了中国自身的文化思想脉络，也要求中国学者能够在“形而上”的观念层次上，而不是简单的所谓“器物”意义上来理解整个西方的传统及其现代性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主的学术传统的塑造，恰恰要求对所谓“西学”的根源和脉络进行深刻和整体的把握，使其能够成为中国思想自身的可能性，这也正是“留学”之于中国学术和教育自主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有识的留学生真正需要格外用力的地方。只有当世界史成为我们的历史，而且是作为“思想史”意义上的世界史成为我们的历史，我们对西方的理解才能克服“坚船利炮”的狭隘功利观念，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被动从属格局。因此，中国大学学术传统的“现代”意涵需要我们对中西两个传统都能“温古知今”，能够同时思考这两个传统中的根本问题。

　　不过，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所理解的“现代”以及“西方”，都必定是基于“中国”和面向“中国”的理解。而这里的“中国”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自己不可能随意抛弃的思想传统，同样也意味着能够包容“西方”传统的当代中国生活。渗透在各种汉语的典章文物中的“中国”，并非记载历史遗存的“断烂朝报”，其中包含的恰恰是历来中国人思考自身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努力;而当代“中国”的生活，则是当代中国人基于这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而迈向现代性的努力。确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就是要我们的学者能够对这种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处境进行思考。中国的大学以及在其中进行的学术和教育活动，作为“中国”处境中的一部分，如果不对这种处境进行深入自觉的思考，就不可能找到改良自身的道路。中国的大学改革，以及希望借此促进的学术发展，必定要在“现代中国”的十字路口上建立自己的传统。没有成熟的学术传统，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不可能成为沟通学术教育与政治社会的枢纽，不可能在真正的思想层面上回应中国人生活处境中的许多基本问题，也自然无力重新阐述包含在中西两方面传统中的那些人类根本问题。而没有这样基础性的思想工作，梦想中国大学能够产生一流的学术成果，教育出能够担负起这个国家艰巨的政治经济文化任务的公民，大概只会落得一场空。

　　大学改革大概是所有改革中最为困难的一种，即便对于所谓“教育先进国家”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一位学者就曾指出，美国教育的历史就像是堆满无数废弃的改革报告的海滩，而那些号称最有革命性的改革往往也最令人失望。大学改革为何如此难以取得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大学改革本身涉及了某种内在的困境，而任何大学改革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一困境，找到相应的出路，就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教育之所以可能，在于传统的存在，而教育总是通过“温故知新”来传承和更新这一传统。如果传统没有任何价值，教育也就毫无意义了。然而，大学改革总是会面临改造教育赖以进行的“传统”的艰巨任务。对“学术传统”的强调当然不意味着任何大学改革都没有成功的可能，但这确实意味着任何对已有的学术传统缺乏尊重和反思的大学改革都很难成功，而那些毫不珍惜已有的学术积累，抱着一种反传统心态进行的改革，却是注定要失败的。没有传统的大学改革，也不会留下任何传统。

　　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要求大学改革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和完善一种能够促进学术自主发展和教学相长的学术传统上。换句话说，大学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造血”，而不是“输血”，更不是“放血”。大学改革应该致力于建立具有长远考虑的学术制度，将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奠基在更宽厚的思想传统上，从而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提供通畅的血脉。而这种传统的营造，往往需要一种宽容平和的学术气氛和不计功利的学术热情，这些经常会与大学改革中必然涉及的各项精心算计的管理目标发生冲突。真正目光长远的大学改革者，应该努力寻找二者的平衡点，而当二者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候，知道什么才是中国大学真正的理想，什么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从而能够作出有利于学术和教育长期发展的抉择。没有什么现代大学可以逃避管理的约束，但管理本身却绝不是大学的目标。没有学术自主的管理，也许会办出一所赢利的大学，但却造就不了具有真正高度的思想和学术，培养不出既有学识和德性，又勇于担当责任的学生，更不用说引导一个国家的教育了。

　　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首先要强调的或许不是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是在改革中继承和建设中国学术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否则改革只会变成一场不断摧毁、永无休止的“革命”，不会给中国大学的未来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