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波

　　八十年代当西方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时，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时至今日，人们终于安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本来就不可能存在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或后现代，要紧的不是去作名分上的真伪之辨，而是看看它们在中国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曾艳兵先生的《东方后现代》，正是从这一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的后现代景观。

　　就中国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现实土壤来说，既有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商业化、文化的工业化等等全球共通性的潮流，也有中国社会独具的背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剧烈震荡，文革后的信仰失落、价值虚无，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兼收并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必然具有自身独具的品格，如传统重负下的反传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混沌一团等等。

　　于是，中国的“后新潮”文字一方面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另一方面又时时受中国当代现实与文化传统的制约。当中国的后现代作家们在文学的实验与语言的游戏中品尝着一份“颠覆”与“解构”的快感时，他们骨子里仍然无法完全抹去“文以载道”的因袭的重负，仍然有着一份对传统的崇高、理想、价值、确定本质的古典式温情的追怀，他们在语言符号的嬉戏中并无法从根本上取消语言的一切意义，反而有着一份弘扬汉民族语言的独特魅力，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构第三世界话语的虔诚。因为毕竟，当代中国更需要的是“建构”而不是“解构”，中国也从来没有过可以“解构”的资本，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作家、理论家们从来无法像西方的先驱者那样轻松、潇洒、彻底地反传统。特别是当反中心、反权威的后现代延续的仍然是西方中心的模式，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的“中心”；当第三世界在自我表述与建构中只能纳入“后现代”这一文化秩序中，从而永远成为缺乏自身独立主体、历史文化身份的“被压迫者”，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来说是否又将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殖民主义？处在这样一种境遇中，对东方来说，重新建构第三世界话语，也就变成了比“解构”更为迫切的现实课题。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两难。

　　二十世纪就要走向它的终点。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乃是历史给予东方的一份世纪末的馈赠，它给东方带来的认知范式的变革、权威意识的消解、对话原则的确立等等都将给东方带来巨大的影响，但同时也使发展中的东方过早地尝到了属于后现代的悲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且拭目以待！

　　(《东方后现代》，曾艳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定价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