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们同在的岁月(之一)
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Wagner，一九四一——)博士，德国著名汉学家，一九九三年度莱布尼兹奖金获得者，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士；现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兼任欧洲汉学学会总秘书长。
迄今为止，瓦格纳教授已经出版了四部学术专著：《慧远向鸠摩罗什提出的问题》(一九六九)、《宗教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作用》(一九八二)、《中国当代新编历史剧——四个实例研究》(一九九○)和《服务行业之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九九二)。他的代表性著作《正始时代的语言学、哲学和政治学：王弼与老子》，长达一七○○页，历时二十余年始告完成，不久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在《哈佛亚洲研究》、《通报》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其中尤以“王弼研究”而享誉西方汉学界。
瓦格纳的大学时代，大部分也是在海德堡度过的。内卡河畔，人文荟萃。他曾师事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学术大师，奠定了人生态度和治学方法的基础。在许多年以后，他曾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迄今为止所研究的一切题目，都在那一时期萌芽了。”在大学时代的最后几年，他求学的足迹已经越过了德国国界。他曾在巴黎师从汉学大师戴密微，又曾两度应邀远赴大西洋彼岸，分别在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进行了七年的学术研究和客座讲学。一九八七年，瓦格纳带着一种充实、丰富和自信，获得了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
一九六四年秋天，我告别波恩，来到了海德堡。
海德堡在史料记载中最早见于一一九六年的一份修道院文件。因此，这一年被确定为该城历史上的第一年。今年，海德堡将举行盛大的建城八百周年庆典。
古老的小城海德堡，依山临水，风景秀丽。莱茵河的支流内卡河，在老城和新区之间婉蜒而过。在河南岸的国王宝座山的山坡上，屹立着德国最著名的中世纪王官——普法尔茨选帝侯宫殿的断壁残垣；在河北岸的圣灵山的山腰间，镶嵌着一条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散步场所”的“哲学家之路”。
十八和十九世纪以来，歌德、荷尔德林(F.H
海德堡大学建校于一三八六年，为德国第一座高等学府。曾经执教或求学于此的世界名人之中，有哲学家黑格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化学家本生(R.W.Bunsen)，医学家切里乌斯(M.J.Chelius)，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音乐家舒曼，诗人艾辛多夫，文学家凯勒(Gottfried Keller)以及政治家、现任联邦总理科尔等；本世纪以来，已经有八位教授获得诺贝尔奖。
我来到海德堡，不是因为那儿是德国最美丽的“浪漫之城”，也不是因为那儿有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更不是因为那儿有德国最年轻的汉学系……它设立于一九六二年冬季，一张白纸，方兴未艾。
因为那儿有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一九○○——)，生于德国马堡。二十年代就学于布勒斯劳、马堡、弗莱堡、慕尼黑等大学，攻读哲学、艺术史、古典语言和德国文学。一九二二年，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二九年，取得教授资格。其后陆续任教于马堡、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大学。一九四九年以来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一九六八年退休，任该校名誉教授。
伽达默尔是二十世纪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问世以后，立即给予西方人文科学以重大影响，其中包括哲学、美学、法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各个领域。在中国，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例子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姚斯(Hans R.Jauss)等人以哲学解释学为理论基础，在六十年代末创立了接受美学(Rezeptions
一九六○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出版了。用“文革”的语言来说，它就像一颗投向西方学术界的“精神原子弹”。在今天，没有人否认，这本书的问世是二十世纪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我在一九六三年读了这本书，立即感受到它的冲击波的震撼。
伽达默尔的学说，一再使我联想起那个始终在我脑海中盘旋的问题：如果试图对禅解释大千世界和表述人生经验的方法作出理性的分析，现成的人文科学语言将无能为力。
我翻开了《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说：
本书所探讨的阐释学，不是人文科学的某种方法论学说，而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即试图理解什么是超出了方法论自我意识之外的人文科学，以及是什么使人文科学与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相联系。
就这样，我来到海德堡大学，成了伽达默尔门下唯一的一个主修汉学的学生。
每个学期，我都选修伽达默尔的一门讨论课。
我还记得一次他主持的讨论课，内容是关于柏拉图(Plato)的一篇对话。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气温高达三十多度。大教室里，挤着一百五十多个学生。
开始上课了。
伽达默尔提出了一个由古希腊文进入德语的词：
“Epoche”。
它在现代德语中的涵义是“时代”。而在古希腊文中，从它的原意可以引申出对于研究对象的两种态度：
其一，研究者从自身的特定需要出发，在对象中寻求预先设定的问题的答案。
其二，研究者的自我克制，使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得以显示自身固有的内涵。
他缓缓地来回踱步，等待着。
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发言。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人发言。
伽达默尔仍然若有所思地等待着。
我觉得，教室里的气压仿佛在逐渐升高，随时都将爆炸；人们脑子里的温度，不是三十七度，而是八十多度。
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但是谁也不明白他究竟说了些什么，逻辑混乱、文不对题。大家不约而同地注视着伽达默尔的眼睛，想从他的眼神中寻找反应。伽达默尔避开学生们的目光，朝窗外望去，平静地说了一句“Ya。”(“是的。”)
渐渐地，气氛开始松弛下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学生发言了。然后，参加讨论的人越来越多，逐步接近了问题的核心：“研究者自我克制”。
伽达默尔也加入了进来。他并不以权威的姿态出现，只是时而插几句话。例如，告诉大家某一个词在哲学上的本意是什么；纠正一些偏颇或疏漏；或是再提出几个小的问题。
在他的简短提示之后，对“Epoche”原意的讨论明显地被引向深入了：为了发现对象本身的内涵，研究者必须摒弃“先入之见”，一切从事实、从对于材料的分析出发。研究过程，毋宁说是一种为对象服务的过程。最理想的研究者，是隐蔽自我的研究者。他是导致对象最充分地展示自身的工具。
我从汉学研究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研究者自我克制”的方法，对于研究欧洲以外的文化，是一个最重要的思维方式的前提。在单一的欧洲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研究者，面对那些陌生的、未知的异域文化，必须将研究对象还原于其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那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和宗教的环境——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事实本身的解释。
例如在若干年之后，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小说、报告文学和新编历史剧，成了我的研究对象。最初，我本能地以欧洲人理解文学的方式去阅读它们，我在作品中不知所云、一无所获。然而当我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它们的时候，却忽然发现：我为它们显现自身的特殊意义创造了机会。
从纯粹的政治角度去理解和分析文学，在西方的文学观念看来是不可思议和滑稽可笑的方法。然而这正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代文学向研究者提出的要求。
研究，就是为对象显现自身而创造机会。
就这样，时间在热烈的讨论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那真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讨论课。
从海德格尔提出Vorhaben(前有)、Vorsicht(前见)和Vorgriff(前设)的概念，到伽达默尔关于Vorurteil(成见)的理论，现代哲学解释学所不断强调的是：解释者无法摆脱历史和传统的制约。而瓦格纳教授所提供的关于古典释义学概念Epoche的讨论，也许有助于建立一个对伽达默尔的新的印象，即他的学说在关于成见的无法摆脱性方面，并不是那么过于绝对。
古希腊哲学中的“研究者自我克制”的方法论思想，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来源之一。伽达默尔多次提出过“Epoche”，把我们带到他的思想的源头，然后再引导我们沿着小溪、走向江河、走向大海。
这种引导的方法，不正是“研究者自我克制”思想的完美体现吗？
伽达默尔，就是人格化了的“哲学解释学”。他在教育别人时善于隐蔽自己，善于扮演一个启发者的角色。他的目的，是让学生寻找并发现自己的思路。他不是那种讲课机器。他有一种非凡的本领，三言两语就把学生们引入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若干年以后，我试图在讲台上使用伽达默尔的方法，但是立即失败了。一分钟以后，我自己就无法忍受那种对于特定目的的期待(Erwahrtung)。
我终于明白，伽达默尔的风格不可能推广。它不可能被学到、也不可能被模仿。它来自一个人本身的精神气质。
那几年，我从伽达默尔那儿学到的，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更重要得多的，是一种人生态度。
从那时起，我不仅将“研究者自我克制”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贯彻于汉学研究；而且努力在生活中，以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就必须“克服自我”，给予别人以表现自己的机会；你在了解一个人之前，不应当轻易地向自己施加那种容易蒙蔽视野的影响：无论是爱，还是恨，或是别的情感。
每当我能做到这一切的时候，就有一种与禅相通的感觉：
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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