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远在英伦的朋友给编者写信说，她喜欢的是《读书》的文体：流畅的汉语，谈话的方式，尤其是摆脱了注释。其实，《读书》的文章并不都是“流畅的”，也没有全然摆脱注释，只是文体上不是学术论文而更接近于中国的所谓“文章”罢了。近代以来，文体的变化和新概念的涌现不断地引起争议，现在读黄灿然先生的文章，知道不独汉语碰到了文体的“变迁”，而且就是英文也越来越不大好读，而且“好读”与“不好读”并不是衡量文学和思想水平高低的标准。《读书》并不排斥学院的方式，只不过需要相互妥协，希望尽可能让并非专家的读者也能参与讨论。

　　汉语问题和文体的变迁是整个社会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文言的废弃，白话的兴起，不仅伴随着文化上的西方化取向，而且伴随着创建现代国家的制度性实践：科举的终止，新教育的创建，科学研究制度的形成，报刊业的兴起，等等。时至今日，不仅是句法、修辞和概念已经不复是“纯粹的”(？)汉语，而且整个的文体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异。即将刊载于《读书》的刘禾女士的文章论及英语的变迁。我先公布于此：“虐待语言的历史(英语被洋泾浜化)和语言虐待的历史(英语对于其它语言的霸权)，两者从一开始就是分不开的。”我猜想，刘禾的意思并不是要大家坚守纯粹的语言，因为语言从来就不纯粹；她在语言变化背后看到的是更为广泛的文化图景。

　　几年前已有人研究过毛文体，研究过大字报的文体，并揭示了这些文体本身的政治性。在“交往”如此频繁而又如此艰难的时代，语言和文体的变异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总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深知“交往”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