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三期刊登的周振鹤先生所撰《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一文后,颇有感触。诚如周先生所说,王氏《十七史商榷》一书“说对了的地方,治史者多半均能悟到,至说错之处在在皆是,误人不浅”。不过周先生说王氏的“盛名多半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又说他“不讲道理随便指责人”,笔者就不敢苟同了。
其实,抛开人品,就事论事,王氏的文章实在是写得不错,就拿《十七史商榷·序言》来说吧,我就很爱读,以为说尽学者读书之甘苦,吹牛固然不是本事,但若能吹得别人相信,这恐怕得算本事。至于王氏爱“不讲道理随便指责人”,这固然由其天性如此,又缺乏修养(陈垣《史源学杂文·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很不足为训,可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积极作用:维护学术尊严。毕竟王氏指责人时虽多,不讲道理随便指责人时却少。
记得《随园诗话·补遗》卷七曾记有这么一则故事:说郭频伽自作诗二首,教袁枚书于其小照上,袁氏欣然以命。郭又以此例求之于姚鼐,姚怒其无礼,移书嗔责。时人评价说:“二先生皆是也。无姚公,人不知前辈之尊;无随园,人不知前辈之大。”
现在我们有些学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甚或有的人把学问当成婊子,以为谁都可以搞。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象王鸣盛这样的人太少的缘故啊。
自大的学者多了,自尊的学者少了,这其实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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