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编杂志，用不到这些办法，因为那时编辑是代表“组织”的，是负责教育群众的。到了“文革”，是为极点。八、九十年代编杂志，当年“为人师”的办法并未全失效，却又加一新法：把读者当上帝。中国人从来善骗神明，爱哄上帝。只要上帝开心，肯化几元钱买本刊物或书，让它继续问世，大家就都高兴。顾客既是不时上当的至尊的上帝，又是愿意受教的无知的阿斗，是为上策。
办《读书》时，我辈的老师之一，是陈翰伯先生。先生不幸谢世，但办《读书》时的种种主张，言犹在耳。他的一个主张便是要把读者当作朋友。设栏、约稿、为文、编集，事事都把读者当作平等的知心朋友看待。既不要居高临下，又不是心存欺哄。想起陈先生的教言，编了个《说<读书>》栏，居然颇为热闹。前辈风范，偶得皮毛，亦有效益，快何如之！
《读书》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往往并无界限。请读者说话，也就找到了一些相当高明的作者。《说<读书>》还得办下去，朋友也想交得更多，更贴心。希望读者再予支持，更多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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