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

　　现代禅宗研究分为禅史学研究和禅哲学研究两大支流。

　　今天，在禅史学和禅哲学于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时，从禅宗研究整体来看，却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禅史学和禅哲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不能相互印证，反而是有所矛盾。

　　现代禅哲学借以发挥的历史依据，主要是禅宗的《灯录》——其最早成书年代，在公元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宋代，离禅宗的黄金时代已相距三百年左右。与禅史学的研究成果相对照，《灯录》所载故事，凡属早期禅宗史的，在当年的禅宗祖师身上，从达摩到弘忍到慧能，都是伪造附会的。没有历史的事实，何来哲学的自觉？难道现代禅哲学是一种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随意发挥？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禅哲学的价值和合理性的话，那么，如何看待已被证明是伪造的历史呢？

　　《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一书的主要内容也属禅史学研究，但其特点在于分清真伪之后，却是去真存伪，对后人伪造增益的历史特别重视，从中钩陈出新，破解出蕴藏其中的历史信息，得出了新颖的见解。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基于如此的事实：在禅宗史的范围中，真伪的标准是当时有无此事。所谓“真”史，是有史籍可考的事实；所谓“伪”史，是当时并无其事，而是后世南禅(即“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一派)禅师所编造的、附会于先辈祖师身上的故事和思想。但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范围来看，真伪的标准就得有所变化。因为现实地直接影响宋明理学、从而影响近古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禅宗，就是那真伪相混的禅宗。宋明以来，人们一直把真伪相混的禅宗当作事实以接受、消化的。就本质而言，中国文化所接受的、消化的，乃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南禅精神，虽然它以“禅宗”的名称存在，在这一点上它恰恰是伪造的、假冒的！在禅宗史的局部来看是伪的，在中国史整体来看却是真的。在名称上是伪造的、假冒的，在精神上却是现实的、有意义的。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现代禅哲学借此而发挥，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把握了研究对象的这一特殊性，抓住了这一关键，禅史学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现代禅哲学和禅史学再也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印证、互相沟通的了。

　　(《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顾伟康著，上海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3.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