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

　　我翻阅了一下《读书》，总共看到了三篇谈及《金瓶梅》的论文。一篇是聂绀弩先生的《谈<金瓶梅>》(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一篇是包遵信先生的《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金瓶梅>和<十日谈>的比较》(一九八五年第十期)，另一篇就是最近发表的方非先生的《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一九八八年第七期)。聂公的大作虽然赫赫然标出《谈<金瓶梅>》，但在我看来却是聂公的一篇出手不凡的精彩杂文，直接对《金瓶梅》加以评估的文字并不多。然而却说得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包遵信先生的《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一文，从论题来看，似乎是国内外“金学”研究者谈论得最多的热门话题，因为围绕一个“性”字就有偌多的话要说，要争辩。但包文从文化史比较研究切入主题，因而理论思辨的色彩极浓。不过，恕我冒昧直言，这篇颇有深度的论文，却在对《金瓶梅》的价值评估上作了过分草率、简单的判断。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研究《金瓶梅》的学者，常常热衷于把《金瓶梅》同《十日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相比较。而这种比较研究似乎无不立足于几部书都有较多的“性”的描写。其实这是一种失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并不大，且不说社会背景不同，就是几部书的主旨也大相径庭，因为它们的美学前提就是不同的。《十日谈》中的一百个故事，内容是很驳杂的，而且良莠不齐。但总体倾向则是贯串着强烈的反宗教、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是因为刚从宗教禁欲主义束缚中冲出来，物极必反，难免由“禁欲”而到“颂欲”；另一方面却也是市民资产阶级的爱好。但归根结底是对伪善而为非作歹的教会、淫邪好色的神父、嫉妒成性的丈夫进行揭露、讽刺和批判。然而，《金瓶梅》则与此迥然不同。在笑笑生笔下的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个泼皮流氓，是个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也是个占有狂(占有权势、占有金钱、占有女人)，理所当然地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精神吸引力”，也不存在具有“精神吸引力”的真正爱情。道理是如此简单，西门庆与他的妻妾之间和情妇之间，连起码的忠贞也没有。进一步说，《金瓶梅》从来不是一部谈情说爱的“爱情小说”，如果用爱情小说的标准来要求它，那简直是天大的误会。当然，它也不是以后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如果说它是“秽书”，那就是因为笑笑生从未打算写一部“干净”的爱情小说，他可不是写爱情故事的圣手。所以他也不可能象真正的爱情小说那样，在性的描写中，肉的展示有灵的支撑，也就不存在本能的表现必须在审美的光照下完成。所以它只能处于形而下而不可能向形而上提升。因为他承担的使命只是宣判西门庆的罪行，所以他才写出了一个代表黑暗时代精神的占有狂的毁灭史。因此，用“爱情与色情”这一对命题去评价《十日谈》与《金瓶梅》，是无法真正看到《金瓶梅》的价值的。

　　《金瓶梅》究竟“奇”在哪里，包文断言：“文学史家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它用了那么多的笔墨，对两性生活作了铺陈淋漓的描写，不是唯一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不错，有的读者对《金瓶梅》就是抱有“神秘感”“好奇感”，而其所“感”，可能包括对其中两性生活的描写的猎奇心理。但是如果《金瓶梅》的本质和特点仅止于对性和性行为的直露描写，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及带来的轰动与喧哗只能是短暂的一瞬，因为它可以被更有“神秘感”的黄色书刊所代替。而事实是，从这部小说于十六世纪末问世以来直到现在，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它的热情一直未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证实了一个问题，这部小说的意义远不是由于它的对性的描写，而是它的真正属于文艺的价值，是这部小说的故事、人物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使它具有了久而不衰的魅力。还是清人张竹坡说得好：“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方非先生的《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不是评论《金瓶梅》的专文，它是用比较法来谈三部都涉及性描写的书。我极欣赏方先生的磊落襟怀，他明白告诉读者，他“实在不喜欢”《金瓶梅》。对于个人的爱好，乃至“偏见”，无可厚非，理应尊重。然而，方文下面的一段话却使我疑窦丛生：“以后又听说还有一部西洋《金瓶梅》，就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有一个出版社出了中译本，印成了遭到一些人的指责。本来对于《金瓶梅》一类的书，无论中西，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可是这一指责却大大激起了我的好奇，终于设法找来了一本。看完后十分茫然，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会被指为西洋《金瓶梅》呢？”方文言下之意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好书，不是《金瓶梅》那样的坏书、秽书。方文尚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关于性生活的描写，是从女性的角度，以女性为本位的。同《金瓶梅》中那种以男子的性狂暴为本位的描写完全相反，……而《金瓶梅》一类的书，则认为男子的快乐全在于女性的被动，男子的享乐就在于越狂暴越好的性占有和性虐待。这是千百年来造成女性的无可告诉的悲剧的一个原因。”这两段话的含义，起码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我虽和方文有同感，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好书，本应公诸于众。但是，如果为了肯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就把《金瓶梅》视为劣书，而且似乎说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西方的《金瓶梅》就是亵渎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是难以令人同意的。因为它们是从不同方位上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的。所以用反衬法，褒《查》贬《金》，并不能说服人。

　　二是关于性的以女性为本位还是以男性为本位的问题。方文以《查》与《金》作对比，言下之意，以女性为本位的，就是好的、进步的，《查》是为证明；以男性为本位的就是坏的、落后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金》中的性描写是为例证。这种衡量性的标准实令人难以索解。为了真正明了劳伦斯的创作原旨，不妨先听听他的自白。作者在书的法文版序里明确地说：“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便在这儿：我要世间的男子、女子，能够充分地、完全地、纯正地、无瑕地思想有关性的行为。纵令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作性的活动，但至少让我有无瑕的性的观念。”劳伦斯还曾说过：“它(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是被这个世界认为非常不道德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它真不是不道德——我时常为同样的一件事努力，就是要使性的关系正确化和成为可珍贵的，而不是可耻的事情。这本小说是我跨出来的最远的一步。对我来说，它是美丽的、温柔的和脆弱的，象一个赤裸裸的自我一样。”劳伦斯觉得人生最大的需要便是依照思想而行动，和依照行动而思想，这两种情况要和谐地相辅相成。他创作这部书的动机，就是要使我们认识：要达到一种完美的关系是如何困难，但却是如何必需的一件事。所以这本书流露的仍然是对人的敬意，一种对“性”的尊重态度。我想劳伦斯主观上绝对没有以女性为本位的思想，他明明标出了男子和女子都能自由地、纯正地思想有关性的行为。其次，我们不妨引用作品的具体陈述来加以印证。该书第十四章麦勒斯向康妮回忆他和他原妻白莎·库茨的性关系。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是地道的以白莎·库茨为本位的，而结果是给麦勒斯带来无尽的痛苦。

　　由此可以看出劳伦斯写这部小说从来没有划分以女性为本位和以男性为本位以及孰优孰劣的问题。事实证明，以女性为本位和以男性为本位都是片面的。对于性来说，只能是以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和谐为最高标准。

　　方文还把略萨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与《金瓶梅》相比较，结论是：“两部小说都写了人类性生活的非人化，但作者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金瓶梅》总给人一种‘津津乐道的感觉，《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字里行间，却处处流动着一种无以复加的悲愤。”对《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一书，我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不敢妄言。然而，对于《金瓶梅》我则认为聂绀弩先生文中所说切中肯綮，聂公说笑笑生是有“分寸”的，他只是“把没有灵魂的事写到没有灵魂的人身上”。笑笑生通过西门庆的床第之私的描写，不仅有人们所指出的那种虐待和性迫害的内容，而且更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通过“性”的手段达到攫取权势和金钱的目的。所以，作者写出了西门庆的床第之私，实际上也就是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一切黑暗，揭开了一个专门制造西门庆时代的社会面。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在题旨上也是迥异的。闻一多先生在《艾青和田间》一文中说：“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比较不是简单地扬此抑彼，而是为了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认为《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或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公平的。包文和方文在这一点上都有偏颇之见，因此，在这里提出商榷，并为《金瓶梅》的价值一辩。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