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军

　　时下，P.Kennedy所著《大国之兴亡》(“TheRiseandFa llof theGveatPowers：IconomicChangeandMilitavyConflict”，《读书》一九八八年四期之“短讯”里提到此书)一书在日本正走红。如此书副题所示，著者通过对近代以来(公元一五○○年——二○○○年)约五百年间，大国在经济，上的变迁和军事斗争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大国由强盛到衰亡的必然命运。从而，以深沉的危机意识，对美国的未来表示了忧虑。Kennedy并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五极构造(美、苏、中、日、EEC)，尤其是对日本和中国寄予了极高的评价。简而言之，一本东方人读后而能精神振奋的西方著作。

　　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正朝着名副其实的“大国”阔步前进。但很多日本人对日本的未来仿佛仍然自信心不足，所以对日本的前途作了充分肯定的此书畅销是不足为怪的。但立即有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此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说明美国人已意识到了本身的危机并开始反省，这正是美国民族还年轻的例证。因而，日本人不应该读这样的书。还有人借题发挥说，日本人象(《飞行的荷兰人》(系瓦格纳歌剧名)一样，进行的是没有罗盘针的航海。多亏天公作美‘这才平安地到了今天。而未来说不上那一天就会风起云涌。如果认为日本会一帆风顺地成为大国的人增多将是非常危险的……总之，日本人的危机意识溢于言表。这使我感慨万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斯宾格勒以《西方的没落》一书而振撼了西方。于是就成为国粹派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证据。对于赞赏中国文化的洋人，中国人往往奉之为友好或博学，而对于对中国提出批评的洋人，必斥之曰无知加偏见的。同是对于西洋人之批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态度是有天地之别的。

　　关于西方人的危机意识似乎无需赘言。从希腊先哲到现代的尼采等，危机意识一直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西洋文化因之而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Pessimism)色彩。中国的知识分子虽也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但实际上更尊崇“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文化是乐观主义(oppt－imism)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等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如其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也是民族乐观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也是极该忌讳的，固要藐视困难。长而久之，则是不敢正视了。这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之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

　　如今，对于“四化”之实现，中国时代之到来，似乎没有人表示过怀疑。我总觉得中国人的“自信”跟回避困难是一回事。盲目的自信既是无知的表现也是很危险的，“奥运会”就是一次小小的警钟。《河殇》虽然体现了“危机意识”，但仍然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中国是危机四伏的。如果我们期望未来的强盛，似乎应该从明白“危机”对于中华民族既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杞人忧天开始。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