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渊

　　《书品》是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创办的一种书评刊物，所评的虽限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但谈的却是古籍整理之道，或学术研究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足以给人以启迪。

　　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会听到一些学者谈起著书和治学中的经验、体会和甘苦，亲身体验，弥足珍贵。但是读者所见到的却只是这些经验、体会所浇灌培育出来的果实，即成书。而其“潜台词”在书中是难以反映出来的。但这些“潜台词”对于读者，特别是欲登学术研究殿堂的莘莘学子来说，正是他们渴望知道的东西，它象是一架扶梯，有了它，可便于拾级而上，升堂入室。《书品》的最大贡献，就是给作者提供了“夫子自道”的园地，作者即或出自与同道交流的目的，又何尝不愿畅叙自己的著述体会呢？来自编辑的自叙或读者的品评亦复如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书品》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可说是《书品》的基本特点，例如杨伯峻先生的《我和<左传>》一文，生动、详细地介绍了他幼时从祖父诵读《左传》，成年之后如何认真研究《左传》，比较各种版本的优劣，悉心收集与之相关的各种资料，终于实现了为《左传》作出科学的整理和注释的宿愿的过程。读来亲切而有兴味。谢方先生的《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一文，怀人记事，向读者详细地介绍了《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由最初约稿到最后出版，二十六年间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和人员上的前后变化。读后令人心酸、反思。孙楷第先生的《写在<沧州后集>出版之后》，就此书的成书过程、收录内容和部分篇章的撰写背景及修改、校定等细节做了具体的介绍，不仅是读《沧州后集》的指南，更使后学深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修养所折服。胡厚宣先生的《从<殷墟卜辞>到<甲骨文合集>》，先由加拿大人明义士的生平及收藏甲骨情况说起，进而谈到他编定的《殷墟卜辞》一书及该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说明《甲骨文合集》收录的内容和编订方法，以及如何纠正《殷墟卜辞》中的错误，使该书成为目前收集最为完备的研究古文字和古代史特别是商周史的重要资料来源。读后不仅使人了解和掌握一些甲骨文发掘、收藏和整理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给人以知识上的享受。陆宗达先生的《我与<说文>》，则从自己从事黄侃先生研习《说文》谈起，介绍了自己六十年来研究、教授、整理《说文》的方法、体会和成果，并重点阐述了基础与专攻，广博与精深的关系，对于引导青年后学走上正确的治学途径很有帮助。裘锡圭先生的《读<小屯南地甲骨>》一文，对该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条列举辨析，为读者正确利用书中的资料提供了帮助。再如汤一介、王守常先生写的《熊十力其人其事》一文，不仅介绍了，熊十力先生的坎坷经历和丰富著述，还着重就熊十力先生所创立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文章给人的启发很大很大，也足以反映出《书品》的风貌，若是能有更多的读者看一看、品一品，相信会从中得到某些教益的。

　　(《书品》，中华书局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