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

　　每一本为人类精神观念的拓展和审美趣味的更新作出贡献的著作，往往都裹挟着一阵猛烈的飓风，给他那个时代带来精神—心理上的某种倾斜、迷乱和狂热。一八五七年，三十六岁的波德莱尔以他的诗集《恶之花》而为法国诗坛和法国社会挟来一场风雪。“真诚的”义愤，伪善的叫骂，法庭的干预和罚款，一时间黑云压城，使巴黎闹得满城风雨。当然，有良知、有眼光的人士也有。

　　其中有一位就是法国诗坛名家泰奥菲尔·戈蒂叶。波德莱尔于1887年8月溘然长逝。几个月之后，出自戈蒂叶之手的一篇著名的回忆文章便问世了(此文原名为《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对他的亲切回忆》)。

　　在这里，我们感到的是一种深沉的气质，字里行间流动的是一种冷静的分析。也可说，这是一篇有着真知灼见、别具一格、而且文笔相当优美的散文。由于作者是波德莱尔的知心好友，所以使这篇长文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他以画家的敏锐眼光和雕刀般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这位诗人不凡的仪表和独特的气质，进而又将那支精敏、犀利的笔探入他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为我们展示出他那五彩纷呈的性格各面。文章中穿插着各种并非闲笔的生活逸事和细节描述，不仅读来令人兴味盎然，而且为揭示这位“恶魔”诗人的“庐山真面目”、了解他的美学情趣和智慧特点，颇有裨益。

　　如果对于象波德莱尔这样一个使诗坛为之震撼、使诗风翕然一变、余绪绵绵不绝的大诗人，只停留在生平事迹的勾沉和一般的描述上面，那是远远不够的。戈蒂叶毕竟是一位有深刻艺术眼光和敏察力的诗人，他更感，兴趣、着墨最多的还是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他指出：“波德莱尔的艺术主张之一是，诗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必须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和格律。”(第40页)因而，他用大量的篇幅对《恶之花》的内容、意象、格律、艺术技巧乃至情调、风格等美学要素做了独到的分析和研究。他对波德莱尔笔下出现数次的那只“眼睛带有颖悟的柔情和魔法般的穿透力”的猫的性格特征，作了精妙的分析。他指出“波德莱尔本人就是一只骄奢淫逸、惯会拈花惹草的猫，也具有猫的轻柔光洁的仪态、神秘的诱惑力、柔中有刚的本能；观物察人时，目光也是那么专注和深邃，充满着不安和乖戾的神情，令人难以抗拒，但又是忠诚无欺的。”(第48页)戈蒂叶指出波氏诗歌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重视多音节和音色开朗(完全发音)的单词所具有的美学性质，只要用上三、四个这样的单词，就能使这一行的各个音步延长，显得余音袅袅，久久不绝。“词汇在他看来除了表达意义之外，还存在本身所固有的美和价值”。(第63页)而波氏使用的八音步诗体在表达诗歌意境方面则显示出奇特的功用。(参见第64页)

　　戈蒂叶对波德莱尔的那种所谓“颓废”的文学风格及其美学特质、历史背景、心理特点做了别具只眼的精妙论述：

　　《恶之花》的作者喜爱着人们很不明智地称之为“颓废”的那种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无非是指达到极其成熟程度的艺术，它铸定了开始走向老化的文明特征：独特，复杂，机灵，委婉多姿，妙语横生，术语的借用，色彩的调和，音调的多样，力图表达最难于抚摸的思绪和转瞬即逝的模糊形象，谛听自己深致的心声，忏悔引人堕落的情欲和固执到趋向疯狂的奇思异想。

　　这种颓废的风格是“万词之词”，可以取来表达一切东西，并且敢冒风险达到事物的极致。

　　波德莱尔自己对诗的那种理解与戈蒂叶的论述可谓相得益彰：

　　纯理知向往着真理，情趣感告诉我们何者为美，道德感教会我承担起责任。不错，中间那种感觉与前后二者有密切的联系，……美感的扭曲和失调，专会激发人们对恶的兴趣。恶对真理和正义施加暴虐，而且背叛理知和良心。(第32—33页)

　　这里，诗人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的心灵撕开来给我们看。他对诗的理解，对恶的理解，是冷静的，正确的，启人深思的。诚如戈蒂叶所言：“波德莱尔在这本以描绘堕落行为和现代人的反常性为己任的诗集里，无疑已经勾画出了一幅幅布满赤裸裸的罪恶和丑陋不堪的耻辱的画面。不过，诗人是以最大的轻蔑和义愤来做这种描绘的，同时自始至终执著于常常为讽刺作家所欠缺的理想，为此他用烧红的铁器给那些涂满油彩和白粉的不健康的肉体，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43页)这段话将那些“正人君子们”的疯狂叫骂轻轻地拂到一边去。

　　戈蒂叶十分推崇《恶之花》，认为波氏在无数诗集已经出现、诗歌主题的各种变化似乎都已被人穷尽的情况下，推出令人意料不到的新作，在这本诗集里表现出自己的风格上的独创性，确实身手不凡。他这样描述波氏的诗风：“波德莱尔将他五彩的丝线与强韧、粗壮的大麻纤维交织在一起，象东方人所织的布一样，既显得金碧辉煌、壮丽无比，又透露出粗犷的气息……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最精巧细腻的、甚至最珍贵可爱的事物上，竟会猛然投掷入原始人的野蛮行径。”(第65页)波氏这种风格的形成，无疑与他本人的那种奇特的性格气质有密切联系，但同时也与他所接受的异域文学营养——美国诗人爱伦·坡——和对东方文化情调的向往是分不开的。他抛弃法国诗坛那种一味柔靡的诗风，追求一种精美与粗犷兼具、真实得可怕的独特诗风。而对绘画的喜爱和精湛素养(他特别喜爱德拉克洛瓦)，则无疑使波德莱尔的审美才能愈增色彩。他将生动活泼的纯情语言同绚烂、炽热的绘画色调融为一炉，使他的诗歌美质大增。凡此种种，戈蒂叶都以诗人的审美感觉和评论家的精到眼光做了极富诗意的探讨和行云流水般的描述。英国学者盖伊·桑说：“他(指戈蒂叶)对夏尔·波德莱尔有深切的了解。他耳朵里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节奏感；他热烈的、罗曼蒂克的想象力，使他特别善于理解波德莱尔思想和诗韵中最细微的部分。”(第178页)怪不得他说这是一本堪与瓦尔特·佩特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媲美的“传记杰作”呢。

　　这本书还选入波德莱尔致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圣·伯甫的24封信以及该书编者盖伊·桑撰写的一篇论文，论述波氏对现代诗和思想的影响。这些材料对了解波氏的思想和艺术，是有价值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封面的那张波德莱尔像，选得很好，极可见出诗人的个性神采，那智慧、冷峻、富于穿透力的眼睛，似乎是在对整个世界投出的冷静、轻蔑的一瞥；那宽阔的前额，下披的头发，还有那劲直的鼻梁，紧绷的嘴角，都使这位《恶之花》的作者那种卓越个性跃然劲挺。而当你看完这幅小像，再翻开这本译笔纯熟、妙语迭出的小书时，你就会不知不觉地跟着戈蒂叶的魔杖，走进波德莱尔的诗歌世界和心灵深处。

　　(《回忆波德莱尔》，〔法〕泰奥菲尔·戈蒂叶著，陈圣生译，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1.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