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昕

　　出国前常听到一些学者发感慨，说依靠中文书籍搞研究工作，要比外文书更难一层，因为几乎所有的中文书籍后面都是不加索引的。当时对此并没有多想，满以为人家是拼音文字，把书稿往计算机里一送，一份索引就编排出来了。

　　现在到美国来念书，这才发现事情并不象我想的那么“神”。许多工作还需要人去做。近日里我帮一位教授编一部书的索引，由此想到这项工作在中文书籍的印制过程中同样可以完成。

　　在一部书稿印出校样并基本改定后(即页数基本稳定，不会有大增大减的时候)，编写索引的工作就可以开始了。这时首先要做的是根据不同类型的书，定出索引的范围。一般需要索引的主要是专名：人名、地名、书名、概念等等。最好再包括目录中不易看出的议题。但是，不同的书有不同的特点，读者可能要检索的范围也不一样，需要由作者为索引定出一个大致的收录原则。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名著《弥尔顿与英国革命》就有两套索引，一个查检书中论及的人物、事件(如内战、牛津运动)、思潮(如清教主义、新教思想)等等；另一个专门查检书中论及的弥尔顿的作品。所以说，定出索引的收录范围是关键的一步。这个工作最好由作者或是同一学科里看过书稿的行家来做。我想，中文的索引也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性，在编制过程中产生出自己的体例。

　　现在，中文的文字处理机已经在广泛使用了。国内不少出版单位这样的装备想来也是有了，或正在购置中。索引的工作为什么不能也加入到出版事业中来呢？

　　一九八六年二月寄自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