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　子

　　一九四六年美国作家约翰·赫赛在日本广岛原子弹轰炸第二年，出版了他的访问记，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广岛》一书。这本访问记首先登载于《纽约人》杂志，一次刊完，然后再以单行本出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收到了他最近刚出版的一部《感召》。

　　赫赛的著作一向以当代历史为背景，采取人们记忆犹新的大事件为文学创作素材，在美国严肃文学的文坛上独树一帜。他在继《广岛》之后，又于一九五○年发表了以写希特勒纳粹党徒在波兰华沙犹太区灭绝人性的暴行为题材的小说《大墙》，一九五九年又写了本美国投掷原子弹飞行员的自白书《酷嗜战争的人》，一九六○年写了《儿童贩子》批评美国现代的教育制度，一九六五年写了《白莲》抨击美国白种人之间的种族歧视。一句话，他的思路所及没有离开当代问题和当代人。至于《感召》则是一本写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风云中的起伏，而终于感到幻灭为题材的传记体裁的长篇小说。

　　《感召》历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年间，美国农民出身的传教士大卫·戴德普在中国城乡“奋斗”四十五年的故事。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在人群中处处显得格格不入，初时头脑简单，“笃信”基督教教义，自称“应上帝的感召到中国来挽救内地民众的灵魂”。鉴于老一代的福音会教士在中国“努力”的收效不大，他便一心想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传播给觉醒中的中国民众，借此以改善他的传教影响。他不惜在上海筹资设立一个实验室，以粗浅的科学成果，如发电、飞行原理等等技术知识作扩大“福音传播”之术。可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民已为国内的民主革命和国外的科学进步趋势所涤荡，所以只有极少一部分中小知识分子为美国教士所“感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随同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们到法国去帮助解决华工与国内的通讯问题；战后又回到中国在内地农村推广识字运动和农村的民众教育，宣传西方科学、卫生和农业知识等等，不料遭到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婉拒。三十年代初日帝侵华意图日益猖獗，二次世界大战旋踵而起，他把妻儿送回美国，只身留在华北农村传教，终于受日军监禁而改变原旨，伺机搭乘瑞典红十字会救护船逃离中国。几经辗转回到美国时已妻离子亡。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他再次回到中国，但旧地亦已面目全非。他先参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又加入和平人士组织的“工合”运动，后找到华北某地他早年传教的小村落，最后则在中国解放前夕被农民驱逐出境。他回美国时已年达七十二岁，无所事事，郁结而终。

　　整个小说揉合赫赛一家人和其同时代传教士的行径，前后把美国传教士自一八三○到一九五○的一百二十年中进入中国，依托宗教宣传所作的思想渗透进行了一番比较客观的分析和叙述，不失为值得一读的美国传教士后裔与新一代中国人民所作的友好剖白。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戴德普在日帝侵略军监狱中写下的日记和自我探索的记录。这一记录历述他在中国传教的半个世纪，自觉有偏离传教初旨之处。他看到自己于世纪初不顾一切热衷于到中国内地布道，无非出于一、个人事业的需要；二、美国宗教团体的狂热；三、传教士的催眠术；四、怕见自我的内心。他出发到中国之前，按教会规定匆匆选了位老小姐作妻，成家后又服从教会先事业后家庭的规定，造成不少难言之苦，即使幼女病亡也不变远行布道的惯例。为了做到与教徒同甘共苦，他长年往返居留于中国农村，但每值假期又必与家人上牯岭避暑，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正如作者所讥讽的：“躲入远离大多数中国人的中国胜地”，这当然包括作者出生地的天津租界。

　　赫赛的作品，除了观察细微，文笔流畅之外，还可见他更善于自我讥嘲和自我剖析。每当教士举家避入旧中国的外国人休养地，作者便写道：“这批海外教士无论何时何地都紧抱着他们的全部文化而千方百计予以维护；否则久留中国而自身的脾性与观点受到同化，就会失却作为外国教士的那股冲劲。”也就是说外国教士将无法坚持其海外苦行僧的那个外貌，更难以赢得本国教会的资助。果然，《感召》一书写到三十年代后期，美国总部指责戴德普强调救人甚于以神的意志救灵魂，因而中止了给他的海外经费。其时正值日帝入侵华北，打着教会招牌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所谓的慈善机构，还能苟延残喘，而戴德普尚可孤身奋斗。可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事变爆发前，日军对占领区的控制日益加紧，外国教士的杯水车薪早已无济于陷入水火中的中国农村了；而一九四三年戴德普被日帝监禁后，却使他的宗教信念开始发生动摇。妻儿已遣返美国，他也已不可能在农村活动，这时的上帝子民也有叫天不应的时候。这段描绘较为深刻，美国的评论认为是赫赛的内心真实自白，已偏离戴德普一辈子作虔诚教士的思路了。因为作者赫赛，这位出生于天津的美国传教士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家庭的人子，通过教士戴德普的精神破产，怀疑所谓“神的感召”究竟是什么，在现代社会里又是怎么一回事了。

　　根据费正清在《无法完成的使命》一文中评介赫赛的《感召》时，认为戴德普对挽救中国人的使命最终失去信心的一段描绘，可以理解为：

　　“我相信赫赛在此陈述了自己对基督教教义的幻灭，而这种幻灭早在他年轻时即已形成。说到底，赫赛本人从来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只是青年会总干事的一个儿子。他借戴德普丧失信仰而发挥他的一己观点，把基督教福音会的主张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他至少认为在中国这种主张已经过时。一度威风凛凛的教会组织建设与援助被压迫的中国老百姓之说，既然有过它的黄金时代，今天应告结束了。”

　　约翰·赫赛一九一四年生于我国天津，一九二四年回美国读书，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坎布里奇学院，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的司机及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先在欧洲战场作战地记者，一九四四年发表关于在意大利人民反德意法西斯斗争的小说《阿丹诺之钟》，获普立策文学奖。随后转到太平洋战区工作，一九四六年又以《广岛》一书，名震世界。当时广岛的幸存者受作者采访时，曾亲口指作者说：“这位年轻人无疑是林肯总统少时的典型。”四十年后的今天，作者又发表长达七百页的《感召》，受到美国评论界的重视。《时代》周刊指出赫赛此新作，描绘了一个在觉醒中的巨人，而苏醒更生的中国民族，其尊严非任何外人尽毕生之力所能及。至于赫赛这一历史性的文学作品，并不仿效前辈作家，以美化或升华传道人的谦卑苦行为主题，也不作出类似的结论，却任由广大读者从历史实录性的素材中自己去探索，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John Hersey，The CalI，AlfredA.Knops，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