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金克木，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
我讲两点。第一点是，现在为四个现代化要对外开放，四面八方新信息汹涌而来，书也读不过来。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却还压在我们身上，不管自己是不是觉察到，总是象个包袱。扔也扔不掉，只有打开包袱，看看是些什么，才能轻装前进，再不怕涌来的信息潮水。要了解文化传统，最方便的方法是看一些古今中外大家都知道的基本著作，为数不多，较容易抓住要点。第二点是，要搞活经济，也需要搞活思想。求知识，受教育，都是接受一些结论性的正确东西，这当然必要。特别是科技，也许开始学时只能这样。但是都已经有结论了，只要背诵、记忆、应考、得文凭就是了，思想怎么能活跃呢？我想世界上有些基本著作是应当知道的，却又是难读懂的。不懂，就有了问题；有了问题，就要思考；思想就活动了。例如，《古兰经》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新旧约圣经》在基督教世界里，都是最基本的著作，又是很难懂的书；一读就会有问题，就要动动脑筋，想想它讲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深信不疑。这类书是不可能全读懂的。不要怕不懂，反而要欢迎不懂。不懂才能自己考虑，一路问下去，越问越有意思。思想一活跃，就不怕中外古今直到当前和明天的信息包围了。这是我的谬论。附带再说一点。这类书是开不出书目的，也编不出辅导材料，只能提问题，自问自答，别人代替不了。就我自己说，读不懂又忘不掉的书，中国的例如《论语》、《老子》、《易经》，外国的例如笛卡尔的《方法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柏拉图的《理想国》。读不懂就追问，去“追捕”，如同看克里斯蒂或则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若罪犯一望而知，那还有什么意思？
张芝联(张芝联，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很赞成多读一些中外名作原著的。我的专业是外国历史，更多关心的是了解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很多，几乎隔多少年花样翻新一次。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点是：不是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当代的史学流派与第四、五代计算机不同，最新的并不一定最科学，最能为我所用。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毕竟有区别，不能一股脑儿拿过来。正因如此，更需要了解和评介。第二点是：要了解现在的东西，必须了解过去的传统，否则就不知道过去的东西怎么演变到今天，现在的流派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它从传统史学中吸取了哪些，有什么创新。需要做些比较，这对我们治学大有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念一些过去的史学名著或称之为标准(或经典)作品，很有必要，也有益于提高文化修养。刚才金克木先生谈到压在我们身上的沉重文化包袱，我认为对传统要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包袱；如果要说包袱，那么包袱里可能还有牙刷、牙膏之类有用的东西，不能都丢掉。哪些东西要，哪些东西不要，要去粗取精地进行选择。为此又需要首先学习、了解。学术界、出版界在这方面可以做点工作，开些书单，作些介绍，适当引导。这件事不容易做。无论如何，要把古今中外最好的、最精萃的书籍介绍和推荐给读者。
我建议出版一套名著丛书，我想它是会很受欢迎的。国外就有这样的丛书。为帮助读者真正读懂，可以加一些简明注释，有些部头太大的可以出选本、节本。至于选书，这是个颇费斟酌的问题。是按照纯学术标准，还是按照当前的需要来选？恐怕得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有些影响大、毒性也大的著作必需进行批判。西方现在搞的东西，我们很需要读，但是应当用批评的眼光去读。我这里只想提醒一点：要是对人家的东西还没弄懂，请不要急于去批。
《读书》杂志不妨出些专辑，分别对文、史、哲、政、经、法、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名著作些评介。也可以辟专栏就各书的优劣开展讨论，这样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自己去找原著读。
许国璋(许国璋，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
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体会是教育方针，也是建国哲学。它有理想也有胆略，将是文化繁荣的触媒。只要把年出几千种书和几千种期刊的景象和只剩一种书，一种期刊，一套剧目的年代相比，荣枯是何等明显。这种天下智慧尽集一宗的境况，欧洲中古也是有过的。结束中古的是文艺复兴。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否已经称得上这个，但抱负不可没有，三个面向正好说出这一抱负。还有，“面向”比起“翻番”，对一个知识分子似乎更亲近些。不能三个方面努力，也可以一个方面使劲，例如，面向世界。《读书》开座谈会，征求关于出一套反映世界文化的丛书的意见，大概也是看到这一点吧。
出大部头丛书，急功近利是不足取的。出好书，不够；还得叫人在书架上五部十部地看得着，叫读书的人越读兴趣越大，直到成为研究的兴趣。这样的书，未必三年五年就可以出齐。企鹅经典丛书意在包括古希腊印度中国下迄欧洲近代的文史名著，到现在不过出二百来种，然而人家是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的。这套书每种都是特约的新译本，有译者长序，有的序本身是文化史的一章，又有翻译理论的新见。美国有一套五十四种的《世界名著》，用的是旧译本，语言的时代气息少了些，硬面，金字，开本大，书重，便于保存，不便于翻阅。长处是收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多。诺顿书店以出文学选本著名，它的《世界杰作选》两大卷，合共三千五百多页，有注，惜引言单薄。自古代到近今，以欧洲为主，近代部分也选美国。编者所谓“世界”，其实是欧洲和美国。译文用已出译本，但不时更换新的佳译。
这些都值得参考，但只是在技术上。要讲气度和见识，还必须提一下鲁迅。五四时期有人请鲁迅开必读书单，鲁迅反对这样做。不过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曾经开过一张书单，订购德文书一百二十七种(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半数以上是自然科学著作，其余是美学、哲学、思想史、文学史，也有文选和诗选。他博览，他探索，“比较既周，爱生自觉”。他介绍进化论，着重宗教与科学的斗争；论述拜伦，突出诗人争天拒俗的风貌；纵谈西方科学，主张纯科学的研究更为重要。他在这些问题上立论不同于严复、苏曼殊、梁启超。他提倡纯科学，并用了这个术语，就比五四时期的主张者早二十年。他的视域广，判断深，他的文化观具有强烈的现代精神，是有所由来的。
吕叔湘(吕叔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我在三十年代或是四十年代听说有一个美国大学，不是按常规开课，而是规定念多少本基本著作。这事对我很有启发。当然，我想它一定有教授指导来念。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学校，光在报刊上提倡，怎么进一步做呢？
不能光开一个书单，让人家自己找书读。一本书一本书写文章介绍也不容易，因为每本书都有个来龙去脉，不说清这些，不知道这书为什么必须得看。还有，很多人认为现代的东西重要，但这些没经过时间的筛选，究竟哪几本书站得住，哪些站不住，还说不清。跟青年人讲古代经典，他们可能不爱听，说搬出这些老古董干什么。我想，要介绍，还是得分学科。比如美学，得有一篇文章把美学从古到今是怎么回事情介绍一下，同时说明这一门里有哪几本书是基础，是经典著作，每一本再做一个小介绍，这本书为什么值得用心念，这样是否好些？孤立提出一本，前后左右的关系不讲一讲，恐怕也不大容易读好。
我还想讲一点题外话。我们现在大学里的讲课恐怕问题不少。当然大学教授好几万，也不是人人一样。听说有些老师讲课是拿一本讲义照本宣科。这样，学生不感兴趣，恐怕也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的教材，我看过一些，都比较沉闷，念不起兴趣来。如果老师就照着这种讲义念，那就难怪学生不爱听。我们上课好象也很少讨论，如果学生提出问题，正好跟老师讲的针锋相对，那就会闹僵。去年，语言所请了一位美国语音学家，我跟他闲谈，问他上课的情况，他说：“我上课的时候，学生走进来就是为了要证明我讲的都错了。他的目的就是要跟我辩。这样也有好处，辩一辩问题就清楚了。如果我光讲，他光听，大概他不会搞得那么清楚。”我们的学生恐怕不敢这么做。
老师要鼓励学生多读点原著。现在讲文学史的老师往往讲得很多，但并不鼓励学生多念作品。只是说杜甫、李白如何如何，讲得不少，可学生并没有读过多少首李白、杜甫的诗，那不好。最后，他也把老师讲的那一套照样搬去教他的学生。
至于中学，我知道情况更利害，很多课都要会背，政治课也要背。老师出的题，学生答的意思对，词句不对也要扣分，要一字不错的标准答案。临了，变成上课为考试，考试为文凭。这跟考秀才、举人，捞取功名有什么不同呢？
除此之外，我还想提一个学外语的问题。我们研究学问不能光看中国书。译本么，第一不多，第二，有时候读起来懂得不透，甚至念不下去。能读原文就比较好。我提个问题：是外国人学中文难呢，还是中国人学外文难？按说是外国人学中文难，可不知为什么我看见很多外国人学中文挺成功，而很多中国人学外文花了许多年时间还往往过不了关。这里有个外语教学的问题。这些都是题外的话。
李一氓(李一氓，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
现在提倡读一些基本的原著很有必要。我偶尔听到收音机里讲唐朝的诗歌，二十分钟不到，就把李商隐给讲完了。当然，中国文学史那么长，从《诗经》开始，排到李商隐，也就只有二十分钟了。同时并把李商隐的作品分成三个类型，一是讲身世的，一是讲爱情的，一是讲政治的。不通读李商隐诗集，怎么能分得适当？而且应不应该这样分？听了二十分钟广播的学生就懂得李商隐了？因此凡是什么知识，从一个专门角度讲，提倡读一些原著很有必要。比如是搞诗的，《全唐诗》不说读完，也总得读过它三分之一。搞李太白的，即或不读那些章奏表疏，也该把那些诗作读完。不过，对于大学生，要求他们读很多原著，这很不容易，不能要求过高。我们可以分门别类地提倡。比如《庄子》，学史学的就不一定必读，但学哲学、文学的，就要读了。现在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引起现在大学生读原著的兴趣。
我在一个会上讲过外行话，我说马列主义这个东西，搞不了，《马恩全集》那么多卷，谁读得完啊？现在马列著作还在出新版本，一出就几十本，谁念得完？我看还是毛主席的说法，学马列主要是学一个立场，一个观点，一个方法。假如这三条学到了，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搞文科就行了。不搞经济学的人，不必勉强把《资本论》都读完。
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不仅和五四运动时的青年不一样，也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青年不一样，无论是大学里的青年或待业青年，这些都是新一代的青年。这一代青年是有前途的，问题就在我们如何引导上。做学问、搞研究工作，搞经济建设，靠什么人呢？还得靠这一代青年。“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和团中央的同志闲谈，对青年这样搞，把他们的棱角都磨光了，不是办法。不拘绳墨的青年比那些循规蹈矩的青年可能会对社会有更多的好处。“文化大革命”，虽然发动者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对于青年来说，则可能是过去对付青年那套办法引起的一个反作用。不能过于压抑青年的个性，总对他们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刚才许先生讲的一些人对迪斯科的看法，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最近青艺演出了一场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也引起许多议论。总之，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思想开朗一些、开放一些，在四个坚持的旗帜下，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前几年我到南斯拉夫去了一趟，参观了一所大学，校长把教室的门打开，我一看，里面烟雾腾腾，教师与学生都随便坐在那里抽烟喝咖啡，象聊天一样，共同讨论问题。这种教学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如各位先生所说，学生只会背讲义，不行。主要在思考。我们现在讲开放，我想，这不仅对外，而且也包括对内，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都要开放。引导青年发挥朝气，是四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朱德生(朱德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上面几位老先生的意见我很同意。提倡读原著，我看很有必要。要提倡让学生自己找原著读，不能认为教师讲的那些背熟就够了。现在学生很重视讲义，老问某个课程有没有讲义，原因就在于考试时以讲义为准。这样把学生限制死了，使他们的知识面很窄。
我是在座中比较年轻的。记得解放初期，我当苏联专家的研究生，这个专家讲课不多，就是逼着我们念书。例如他给我们讲哲学史，开课之初，他还讲一点，后来除了由翻译来念他的讲稿以外，主要靠我们自学。而且没有指定参考书。因此东翻翻，西找找，由此也学到了一点查书、查材料的本领。特别是他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课，内容没有什么新奇的，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给我们开了个老长的书单，一天到晚逼着我们自己去读书，而且逐章逐节要交笔记。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这种学习大有好处。这说明，趁年轻时多读一些原著，终身受益，十分必要。
当然，读原著要有时间，这涉及教学改革。到处都在编教材，我的要胜过你的，就在字数上见长，于是讲义越来越厚。大多数学生是愿读原著的，但是时间不多。
高崧(高崧，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社会上的读书热潮不断高涨，发展到现在，开始提倡读中外古今的一些名著，这表明读书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搞开放，搞改革，人们的求知欲非常旺盛。我想，提倡读一些中外古今名家的原著，不仅要读人文科学的，还要读一些自然科学的原著。在某个会上，我听汝信同志谈参加世界哲学大会的观感，他说现代西方哲学中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的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很多东西就听不懂，没有多少发言权。哲学是各门学科知识的概括和结晶，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因此，现在提倡读一些基本的原著，就应帮助读者打开思路，开阔视野，不要过于单一和狭窄。
具体到《读书》杂志来说，我想一本本地介绍原著，篇幅上是有困难的，主要应该从方法上启迪读者。请行家开列书目，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鲁迅过去就反对过开书目，说行家开的书目，多半是他们自己想看的，或是自己也并不想看的。读什么书，最好还是由自己去选择。他也说过，如果搞古的，那不妨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现在的青年，搞文、史、哲各门类的都有，要求也不同，书单子难开。有些书对一部分人需要系统地读，对有些人就只需要泛读。关键是要在读书方法上给予指导。提倡读基本著作，无妨多组织行家里手写一些书评。现在书评方面还不够活跃。书评其实不一定都品头评足，哪怕就一个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给人以启发就好。也需要指出哪些书适合哪一类人阅读。我们馆翻译出版的笛卡尔《哲学原理》，新华书店和社会上的一些青年读者以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那样的教科书，订书的数字很大，这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需要加强指导。
此外，还想在这里谈谈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不管有多少人学习外语，就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而言，总要有外国学术著作的译本，有些甚至需要多种译本，比如亚当·斯密的《原富》，有了严复译的，还要有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这方面的工作，往往不是一蹴可就，正如许先生刚才讲的不能急功近利，要讲求质量。现在翻译外国学术著作的人才不多，学术翻译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能胜任者很不容易请到。借此机会，想向教育界呼吁一下，即大学除了培养一般外语和专业人材外，还应多培养一些既能搞专业研究，又能搞翻译的学术人材，这将对我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和文化工作起到更大的作用。
龚育之(龚育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我匆忙赶来参加这个会，就是想表示自己很赞同这个会的主旨：提倡青年注意读一些经典之作。各门科学都有各自领域的一些经时间汰选而逐步积累和更新的经典之作。这里我只提一提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问题。读马列原著，过去提倡过，很有成效，在一段时间如“文革”期间，也有毛病，主要是对原著若干论点的教条化和误解，还有形式主义问题。这类毛病必须克服。但是选读一些(不是很多)原著，在今天，仍应再提倡。一位青年告诉我，她在大学学了四年政治理论课，都是听讲义，考讲义，没有读过一篇原著。我相信不会都这样，但这样的情况恐怕不是绝无仅有。刚才朱德生同志也讲了大学生学习马列主义课程，主要靠听讲义、背讲义的问题。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学马列主义理论课的人也很多，也有类似的问题。还有马列主义理论课考试，要按标准答案甲乙丙丁几条几点来答题，分条分点不合标准，就扣分。这样，把马列理论的学习搞得很呆板，很僵死，看来弊病很大。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需要改进、改革。改革的方向在于把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其中包括要引导学生读一点原著，象李老讲的，要使学生通过学习一些原著，去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它去研究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教师的讲解、讲义应当引导学生去接触若干原著，不可能为学生提供原著的代替物，正如导游指南不能代替游览一样。
有人问，为什么学马列主义，总是提倡读原著，而学自然科学，却并不需要提倡读原著呢？这个问题值得思索，我也说不大清楚。学马列主义的，无论是老一辈的，中年的，还是现在有一些青年人，都从切身经验中感到读一些原著很必要、很有益。当然，光读书不行，要实践；就读书来说，光读过去的经典原著也不行，还要读当代著作，读各种书。这些都没有疑义。但读一些经典原著，这对学马列主义来说，却的确是无可代替的。也许这就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吧。物理学的公式、定理、概念、结论，你通过读教科书把它们掌握了，能够应用了，就行了。今天学物理学的学生，就不必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著。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如果想研究自然科学家的思路和方法，那么，光读教科书，特别是有些缺乏思想、缺乏历史的教科书，就不够了，那就要读一些基本的原著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比自然科学更复杂，没有什么现成的公式、结论，更重要的是研究问题的观点和方法，要掌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思路与方法，就必须去读一些原著。
苏绍智(苏绍智，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我最近到英国进行了短期的学术访问，其间曾在牛津大学沃尔佛逊学院和伦敦大学远东与非洲研究学院各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旁听了一次讨论会(Seminar)。学术报告和讨论会的主题发言都限定不超过一小时，不过讲个概要或者讲个报告的精华。然后，听众对报告内容和有关问题一一质询、问难。听众和主讲人当场一问一答，不容间隙，问答时间可以有两小时。这样，对报告和发言的内容的理解越追越深，并且提出了许多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从提问中可以看出听众的水平，从答疑中可以看出主讲人的水平，并且通过论难不仅使得讨论的问题越来越深化，而且既提高了听众，也提高了主讲人。整个讨论气氛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学术自由空气浓。厚。
这种报告会和我们有着鲜明对比，我们举行报告会，似乎非一讲两三个小时不过瘾，报告完了，质疑者寥寥，或者主讲人也不习惯于答问。学校里教课，往往是老师念讲义，学生记笔记(很紧张)，考试背标准答案，背出来，就能够及格或得到优秀分数。不仅中小学生，大学生也有如此的。
两种方法哪一种好呢？前一种启发式的，训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利于培养出有创造性的、独立思想和独立工作的人才。后一种灌输式的，训练学生记笔记和背诵能力，容易培养出“唯上”“唯书”的人才或者培养不出人才。
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读书方法，形成出版界的不同的出版方针。
首先当然应该肯定，当前我国掀起的学习热潮和青年求知欲高涨是件大好事，它打破了“交白卷英雄”和“读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谬论，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但是由于我们在学习中习惯于“听课记笔记，考试背答案”的灌输方式，使得指定教材、复习资料之类充斥书店。这些书翻开来看，大同小异，多半是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往往赶不上时代要求。背对了也不见得正确，反而束缚人们的思想，谈不上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和工作能力。我们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比如，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先提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后来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现在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而有些政治经济学教材，或者有关的复习资料之类，至今还停留在第一种提法。因此，如果一味背诵书本，岂不要犯错误。
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读书》杂志现在提出强调学习基本著作，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学习中外古今的基本著作，也首先要改变灌输式的教学和考试办法，其次要使学习者知道学习的目的是求得真知，提高思想文化水平。要不然的话，学习者仍然会迷失方向，临了就不能怪他们对指定教材、复习资料这一套做法趋之若骛。
问题是什么叫基本著作？是否只限于马恩列斯毛著作。我想，马恩列斯毛著作当然是必须读的，但不能仅仅限于这些，而应该包括中外古今对文化(特别是学习者本身的专业)提出的适合现时代的、独创性的著作，在我国，当然还应包括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的党的文件，如两个三中全会文件。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兼收并蓄、去粗取精、弃伪存真，才能促进独立思考，有利于产生创造性的见解。
古往今来，外域中国，对世界文化(即使限定于某一专业)有过贡献的基本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因此，如何取舍是个大问题，怎样读法也是个大问题。我想可以根据专业和专题编一些基本著作选读。选读本不仅限于马恩列斯毛的，也要包括其他作出贡献的学者，甚至有些我们认为是“异端”的著作，选读本中也要开列一些进修书目。读这些基本著作当然不是为了背诵，而是领会、研究、比较、联系实际。要启发思想就不要怕“异端”，关键在于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是批不倒的。比如社会主义社会里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教条主义者认为是互相排斥的。最初有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计划和市场不是排斥而是可以结合的。这些学者，如希克、布鲁斯和南斯拉夫的一些学者不是曾被视为“异端”吗？学习是为了启迪思考，求得真知，联系实际，解决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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