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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郭沫若同志的这部著作，前些年不少报刊曾围绕对它的评价问题展开争鸣和讨论。最近，《北京晚报》等报刊又重新加以讨论。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北京晚报》发表力牧的文章《评价<李白与杜甫>应公允》一文，认为，《李白与杜甫》诚然是一部缺点较多的作品，对李杜诗歌的人民性，未加充分肯定，对杜贬词更多，不很实事求是，但仍然不失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书中有些地方，颇有创见。该书虽对杜甫颇多苛求，持论不十分公允，但所提问题，对从整体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杜诗，不无好处。关于郭著的写作动机，有人认为是“因为某个领导人说过他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郭“只好用对比的手法贬杜甫而抬高李白”；本文则认为，这种索引式的推测，未免有些武断。

　　该报(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又发表何耀文《实事求是才能公允》一文对前文提出商榷。文章认为，郭著对杜甫的评价是错误的，有的地方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过去，郭曾撰文对杜备加推崇；并在杜甫草堂留下“人间疮痍，诗中圣哲”的题词，我们不反对郭老改变他的学术观点，但郭著却对此种改变不置一词。彼亦是，此亦是，岂不是把人弄糊涂了吗？至于书中的一些新见，俞平伯先于此早有考证，不能归功于郭老。文章认为，郭著“不只是一部‘缺点较多的作品”。

　　《东岳论丛》(一九八一年第六期)还发表了郭沫若与胡曾伟讨论此书的往互书札。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底，胡曾伟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对《李白与杜甫》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扬李，无可议；抑杜，颇足奇”。“(杜甫的)大量诗作都是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这一点恰是李诗不及的地方，李诗以抒发个人情怀居多。诚然，论身世，论阶级地位，杜甫不能与平民百姓相提并论，但李白又何尝可与平民百姓等量齐观？中国古代名作家有几出身微贱的？”第二年春初，郭沫若即写了回信，表示同意。复信全文如下：胡曾伟同志：

　　您的信和《石壕吏》译释，都拜读了。我基本上同意您的见解。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草草奉复，不能多写。乞谅。祝健康。

　　郭沫若

　　七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信件的发表，对于研究郭沫若同志《李白与杜甫》一书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