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

　　前些天吴泰昌同志来谈天，谈到学习兴趣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学习文学呢？我突然想到“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句话，觉得这倒是个恰当的比喻，可以说明我同文学的“姻缘”，我同一些文学书籍的关系。

　　我上私塾读了点书之后，塾师鼓励我读《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虽然也喜欢，却并未引起要读文学的兴趣。一九一九年秋季，我到阜阳第三师范学校去读书，虽然很喜欢看《新青年》、《少年中国》、《觉悟》和《学灯》等报刊，特别爱读文学作品，我倒并没有要学文学的意思，我的兴趣集中在儿童教育。一九二一年冬天，学校一次小风波迫使我退学了，回到更为闭塞的故乡小镇，只有寥寥几本书可读，其中有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用英文编写的《天方夜谭》，大概原是莱恩(Lane)的译文。我靠翻字典勉强可以读懂故事，但我却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四十大盗、神灯、神毡……在梦中也难忘怀。我对这本书真是“一见钟情”。我决心学英文，学文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天方夜谭》从此是我念念不忘的书。以后知道它卷数很多，欲窥“一千零一夜”的全豹，很不容易。一九二九年秋季，我到北京孔德学院教书，才第一次见到《一千零一夜》精装全译本。仿佛又见到离别多年的情侣，那喜悦是很难形容的。可惜我当时忙于别事，只挤出时间看了两卷，以后就同这套书永别了。

　　占有欲是不是人的本能，我说不清。不过我很愿自己能买一套《一千零一夜》精装全译本，即使当衣服(假如我当衣服能换出书价)也乐意。我想人是不妨建些空中楼阁的，即使它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何况有时竟会变为现实呢？

　　这座空中楼阁在我的脑子里存在了好几年。一九三五年秋季，我在伦敦旧书摊上居然遇到了它，随即用每本一英镑的高价(共十二册)买下来了。这是伯顿(Richard Burton)的译本，精装的巨册。我们知道，他的译文是完全没有删略的，因为他相信他在书端所引的阿拉伯谚语：“对于纯洁的人，一切事物都是纯洁的。”但是他的夫人坚持删去“不雅”的部分才准印行，所以我的译本是不完全的，不过也够珍贵的了。在抗日时期不得不卖书买柴米油盐的时候，妻也没有舍得将它卖掉，存在天津，也居然没有被日军的炮火所毁，我们觉得十分值得庆幸。

　　真是“天有不测风雨”，突然来了十年浩劫。我的家被抄多次，书籍等等被抄走了，其中自然也有这《一千零一夜》。我很怕它无踪无影，但我想弄得七零八落，还不如全部落到一个知道珍惜它的人手中。那知搬来弄去，我先得回来三本，其余的毫无踪影了。我不禁叹惜，但强自安慰：情人可以反目，朋友可以生疏，书虽为老友，究竟是身外之物，可悲的事很多都可以成为过去，何必介意区区。我仿佛已经淡忘了，不意几月后有一天我大为惊喜，有位朋友告诉我说，在一个人用过的柜子里发现几本《一千零一夜》，一定就是我的。我去一看，果然是的！但查来找去只有五本，还差一至四册。当时以为向用柜子的人追问不便，也就不了了之了。

　　风云变化多端，要想的事太多，我也渐渐把这件小事淡忘了。不意几年后有一天，一个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来一本杂志，里面不仅有我一篇文章，还有寄我的空信封，因此她将杂志按地址寄给我了。我很感谢她，我们相识了，谈天时，知道我很怀念失去的书友，她特意跑了多次旧书店，希望能把它找出来。虽然画饼充饥不能果腹，画饼的盛意却是很能给人精神安慰。

　　为了弥补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损失于万一，党和政府费了很大力气整理归还被抄的东西，我的书籍大部分失而复得，这是很值得感谢的。可惜的是，《一千零一夜》还身首异处，残骸还时时引起我的惋惜。我想大风浪既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小小的涟漪也就不值得耿耿于怀了。不料余波还没有完全过去，前几天又要我填写一种表格，调查还缺少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线索进行追查。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很可钦佩，因此我也一定认真对待，不把这种事看成是海底捞月。谁知道呢，也许“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哩。我怀着希望，为书友招魂：“魂兮归来！”

　　假如《一千零一夜》是我的初恋情人，我也还有几位老朋友同时遭了浩劫；我既为她招了魂，我也不能将他们完全忘却。在失去的书大部分退还时，我发现书后都将汉译书名写上了，因此知道整理的人并不是外行。我未能收回的书中，竟有两本绝版书，一本著者签名的书，他们的失踪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怀和好奇。好什么奇，我且不说也罢。

　　我谈谈同这几位老朋友结交的经过，也就略略可以说明我关怀的缘故了。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在伦敦去参观每年一度的书市。这里常有名作家讲演，若在市上买到什么书而适逢遇到作者，可以请他们在书上签名留念。我有一次遇到罗素讲演，我买了他的《悠闲礼赞》(In Praise of Idleness)，他微笑着为我签了名。他到过中国，对我国颇有好感，显然他看出我是中国青年。他就要讲演了，我们并没有谈话。他随便谈谈几本书，极有风趣。我们知道，英国两所名大学剑桥和牛津常常争风斗胜，划船是著名的一例。我还记得，罗素是剑桥人，他在讲演中挖苦了牛津人一句，引起哄堂大笑。当然这只是善意的幽默，英国人多有这个特点。罗素谈到罗伯特·伯顿(Robert Button)的《忧郁的解剖》(TheAnatomy of Malancholy)，说他有一次到学术中心牛津一家书店去买这本名著，书店老板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我们不卖教科书！”

　　因为这本名著是约翰逊(Samuel Johnson)常常终夜阅读不肯放手的书，也是拉姆(Charles Lamb)的爱读书之一，听讲之后，我也到旧书店去买了有很多注释的精装本子。

　　这两本书得来有巧合的因缘，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相率弃我而去。伯顿多年前被妻“割爱换油盐”，罗素也有了新交了。不过，我是忠于友谊的，我对他们还怀着殷切的怀念呵！

　　《对女儿的忠告》(The Ladys New-Years Gift，or，Adviceto a Daughter)是哈利法克斯(LordHalifax)写的书信体散文，很为批评家所称道，但是早已绝版了。我在伦敦旧书摊上居然遇到一本，古香古色的旧装本，从索价看，已经可以算是小古董了。我还是付一周费用的代价把它买下了。确实读起来是亲切可喜，温暖人心的好文章。若是它的新交真是能欣赏煦和阳光似的内容，而不是贪图古香古色的外表，那我就觉得十分欣慰了。

　　我原来是并不专攻文学，喜欢随兴胡乱读点杂著的人。旧时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有时可以意外碰到几本好书，所以得闲也去走一走。不易买到的绝版书《香园》(ThePerfumedGarden)就是从那里得到的。这是一本道学家讨厌的闲书，我只希望它的新主人是个心地纯洁的人，不但不厌弃它，还可以从其中吸取一点人生的智慧。

　　话原是从为什么学文学谈起来的，现在却离题千里了，就再谈一件小事，回到原题吧。大约在一九二四年，一个朋友想选译一本爱情抒情诗，约我在阅读时也注意选译若干首。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到威廉·夏普(WilliamSharp)选编的《爱尔兰歌谣集》(IrishMinstrelsy)。我很喜爱这本书，引起我爱读抒情诗的持久不衰的兴趣。我从中选译了一些首，记得只发表了《他年的梦》一篇，但想不起在什么报刊了，托几个人也没有查找出。抄写几首译稿的练习本也早已不知去向了。但最可惜的，我几年后再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这本书时，已经有目无书，稍后一点，连书名卡片也没有了。也许人都有一种脾气，对于喜爱的事物，若近在手边或会渐渐淡漠，远不可企就怀念殷切，一旦“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那就不免感慨系之了。一九三五年，我在伦敦和巴黎的旧书摊上都留心寻找这本书，结果是失望。我曾向伦敦和东京的旧书出售店打听，复信说没有。前年我还顺便托一个朋友再查一下北大书目，承他函告，在威廉·夏普名下的只有一本书，还不知他是否是同一夏普。看来我只好拿我所喜爱的雪莱的两行诗自慰了：

　　“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

　　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

　　我上大学入的是中国文学系，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好，却是因为可以多点课余时间，阅读点愿读的外国文学书，并译点文章换取学费和生活费。不过对古典诗词虽然所读甚少，却很感兴趣。我既没有想专门研究，也没有时间浏览。一九三八年秋，我到北平辅仁大学教书，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家，午饭前约有二十分钟休息。那时候虽不力壮，总还年青，觉得悠然白坐也无必要，就拿些古典诗词放在案头，随兴读几首，真是觉得其乐无穷。一九四四年，我到白沙教书，很有点时间读书了，书却寥寥。幸而唐及以前的诗有两个总集，也有《全宋词》，我觉得是够幸运的了。我一点没有作研究工作，也不懂文艺理论和批评，所以不会评长论短，只为一个青年朋友选录些我喜爱的抒情诗，题为《芳词》，作为赠别的纪念品。我也写了一份词选目录，也只是凭了个人的喜好。但是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奇文共欣赏”已经没有必要和可能，我也不想抄录自娱了。这些在浩劫中随风飘散，但是我的素人的喜悦和联想，却是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