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异化问题，国内过去研究不多，其实，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理论。所谓异化，就是异己化，本来从属于自己的东西，被扭曲、变形，脱离了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反过来控制自己、压迫自己。因此，也可以说，异化就是从属于自身的事物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①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异化现象就会趋于式微乃至于消除。但是，从我们国家多年来的现实，从“大跃进”以后特别是十年浩劫这段时期来看，仅仅消灭了私有制，还不能完全消除异化现象，搞得不好，异化还会恶性膨胀起来。对于这种现象，在近期发表的不少文学作品中有着十分强烈的反映。下面我们试就几个短篇小说，对社会主义的人性异化现象，作一点简略的探讨。
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从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中，我们可以知道，社会主义的人性异化现象，不象私有制社会那样由劳动异化引起的。尽管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完善、出现过不少问题(如“共产风”、“穷过渡”等)，但根本原因不在这个制度本身。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还没有异化成奴役和摧残劳动者人性的东西。这些财富，从理论上讲，是属于全社会的，它理应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全社会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使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但过去多少年没能完全作到这一点，甚或有时出现每况愈下之势，原因之一在于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小说《月兰》(《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对这个问题的揭示是比较深刻的。
月兰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她热爱集体，一心为公。有年春插，队里的牛劳累过度，倒在田里，她主动拿出自家的十几个鸡蛋、两斤甜酒给牛补养，事后“还硬不要钱”，人们都说她是个“好妹子”。不过，那是往事了。如今的月兰变“自私”了，她常把老母鸡放下田，赶都赶不走，老做些损害集体的事。由“一心为公”到“损害集体”，月兰的这种异化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根子在穷折腾。她男人长顺“做事一个当两个”，她自己也不差。然而光有力气有什么用呢！上边今天叫修水库，明天让造平原，颠来倒去，一个劳动日只值一两角钱。月兰夫妇这么强的劳动力，还成了大超支户，闹到家里的坐椅都作价垫了欠款。月兰养鸡并不是为“发家”，锅里等着油盐，孩子要交学费，自己还要治病，她一家的生计全指望这几个鸡屁股下蛋啊！长顺对工作组说月兰“把几只鸡看成她的命”，一点也不假。月兰把鸡放到田里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她痛苦地对大伙说：“我不是想损害集体，人都吃不饱，我拿什么喂鸡？没法子呀……”养几只鸡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业，那些年偏有人把它看得如同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严重，说什么不堵住鸡屁股，“社会主义就迈不开步”。以“学大寨”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自留地、家庭副业的全面围剿，是我国农村经济一度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作组杨组长的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告诉他手下的人：“对付农民一要吓，二要蛮，平平和和是斗不倒资本主义的”。把农民同“资本主义”等量齐观。于是乎，月兰同她的鸡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而遭到无情的讨伐。鸡被农药毒死了还不算，还要写检讨，更要命的是，每只鸡要罚款五元，秋后算账。没见过世面的月兰一下傻了眼。她不敢想往下的日子怎么过，她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只有跳进水库来摆脱凑不起学钱药费的苦恼和超支罚款的纠缠。
四只鸡闹出了一条人命，看起来荒唐，却是极左路线的必然结果。集体靠不住，副业又不让搞，所谓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实际上就是卡农民的脖子，堵农民的活路。保护人民的政权却同人民过不去，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成了人民利益的剥夺者，极左路线造成的这种异化，是多么触目惊心啊！有感于此，对当前党中央在农村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我们不能不发出由衷的赞颂：这是中国复苏的希望。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本来是逐渐和缓以至于最后消亡的，但是无限夸大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决定一切的主要矛盾，任何工作必须以它为“纲”，这种荒谬的理论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左右了我国的政治生活。这种理论主观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并断言每过七八年就会大斗一次。这种理论还运用手中的权力，把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的主要精力都动员来搞阶级斗争，结果搞得各种关系十分紧张，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人性异化现象。比如，那个时候谁要被宣布为“阶级敌人”，那么，他实际上就不算是“人”了。苦役酷刑、凌辱戕害，怎么整治都可以，直至割断喉咙管消灭肉体。从身经百战的元帅到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的遭遇，使多少善良的人都吃惊得不敢相信，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都干不出的事，怎么会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人道主义被斥为修正主义谬论，同情心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属性，仿佛人世间除了绝对的斗争什么也不存在！
以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血统论”)作理论基础的“一人有过，株连九族”的政策也是十分可怕的。它造就的一大批“贱民”，事实上是这个社会的弃儿。他们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无保障，没有任何地位。招工参军、纳新提干全与他们无缘。他们低着头颤颤惊惊地生活，稍不留意，就要挨斗受批。在他们身上，人性完全被“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精神枷锁压弯扭曲了。一位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其亲属也跟着遭殃，生活几乎陷入了绝境。为了活下去，烈士的妹妹，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子，不得不象商品一样把自己拍卖给任何可以养活她的男人。(《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一九八○年第三期)这样的惨剧太多了，十年浩劫中几乎成了“贱民”们普遍的命运。粉碎了“四人帮”，这种情况当然有了根本的改观，但是思想有时落后于实际，残存在有的人头脑中的等级门阀观点不会随之完全消失。比如，富农的子弟是不能同贫农的女儿结亲的。不管他们的感情是多么深挚，也不管这个“可教子女”表现有多好，在女方那个掌握着人事大权，成天喊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的家长那里，就硬是通不过！(《兰英的婚事》《北京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七期)那长着金色翅膀的爱神，可以飞越高山大漠去作成千里姻缘，却无力逾越这人为的鸿沟！
不把人当人，他自己也就成了野兽。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统治阶级使劳动者“非人化”，但“‘非人的东西，也同样是统治者命中注定的”。②生活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真理。《竹叶子》(《人民文学》一九八○年第九期)中的张树基是“专管阶级斗争”的大队干部。他相信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他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一桩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只要过了他的眼，他都能看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阶级敌人多得很”是他的口头禅。他腰间时常带着一根绳子，捆了这个绑那个，斗争会三天两头地开。他对谁都狠得下心，下得了手。他砍人家屋后的棕树，拔人家檐下的南瓜，没收妇女换油盐的鸡蛋，扯烂人家辛苦编织的竹篮，还不问青红皂白就捆人游街。“张树基走到哪里，哪里就鸦雀无声，张树基走进哪一家，哪家的人就发抖”，连他的老婆，温良敦厚的竹叶子都心惊胆战，“怕他以后还会把我也五花大绑了起来呢！”在整个大队，张树基够厉害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人们躲他让他，没有人愿同他在一个作业组，他倒在屋里发愁，也没人来问一声，最后连妻子也忍无可忍而出走了。他象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过后，留给他的却是心灵上从未有过的空虚和寂寞。
张树基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出身好，觉悟高，工作卖力，不徇私情。他整这个整那个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是在从事一件神圣而又庄严的事业。斗争哲学压倒了他对人的同情、友爱，他“六亲不认”，群众当然也就对他敬鬼神而远之。七斗八斗的结果，张树基把别人搞的不象人，他自己在不自觉中也异化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怪物，落得众叛亲离。这大约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命中注定”吧。
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异化物，人创造了神，又成为神的奴隶。现代迷信也是这样。同蒙昧时代相比，现代迷信具有更大的麻醉能力，因为他的“神”不在遥远的天国，而在现实的世界中。此外，现代偶像还能用革命的灵光把个人的想法装点成阶级的共同利益。在那些想起来就使人感到恐惧和耻辱的年月里，许多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事件出现在“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发生在“忠于”、“捍卫”的旗帜下，就是现代迷信结出的恶果。
郑义的《枫》(《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以凝重的感情，深沉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叫人心悸的图景。青年学生卢丹枫纯洁得象水晶一般，她深信“文化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如痴如迷地将整个身心投入到这个“洪流”之中，即使是谈恋爱时，也不忘同男朋友“一起去横扫牛鬼蛇神”。后来因为观点不同，她同男朋友分别参加了对立的两派，成了誓不两立的仇敌。其实他们并无原则分歧，唯一的争议就是双方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左派”，才是为维护“革命路线而战斗的”。这是真正的悲剧因素。矛盾的发展，终于由意见分歧闹到兵刃相见了。在委决不下谁是“左派”的情况下，在这些“圣者”看来，只有密集的枪弹，殷红的鲜血方能表达自己比对方有更多的赤诚，更红的忠心。武斗场上，刀光剑影，弹雨枪林，没有任何人退缩。活着的舍生忘死地向“敌人”冲击，倒下的喊着悲壮的口号同战友永别。卢丹枫面对情人的枪口，还一片真心地劝他“快点清醒”，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小伙子也把爱情抛在一边，端着枪命令自己的爱人赶快向“革命路线”投降。这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敌对双方舍生拚死，互相厮杀，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一对无辜的青年，就这样作了现代迷信的牺牲品。
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要使人得到最充分最全面最合乎人性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理应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体现出共产主义者特有的人性美。遗憾的是，我们有许多人不懂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先进人物应具有超俗出世的神圣色彩，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只能是对英雄模范的亵渎。把这种理论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也会成为限制人性发展的教条，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青年作者卢新华同志常常以他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和正确剖析，来回答人们正在思考的问题。他在小说《典型》中(《上海文学》一九八○年第七期)告诉我们，如果先进人物失去了普通人的品格，会成为什么样的怪物。
年轻的女电焊工梁素雯，由于出色的电焊技术，成了鼎鼎大名的市劳模。大把的鲜花，成摞的奖状，给她带来了荣誉和喜悦，也给她带来了苦闷和烦恼。她同一切到年龄的姑娘一样，也渴望着爱情。可是她既不能透露自己的心思，更不敢去大胆地追求，因为她是“典型”。领导上说过多次，为了树她作典型花费了不少心血，作了典型以后就“不能和普通人一样要求”了，“说话、做事、想问题都要想到自己是典型”。领导的关怀使她很受感动。平时，她不烫发、不打扮、不唱歌、不说笑，处处按“典型”的标准要求自己。有时她想唱几句，一启口，发现是一支情歌，赶忙闭上了嘴。她甚至觉得，光荣榜上自己的照片也不该露出笑容，“典型应该庄重严肃些才对”。她对一个中学时的男同学很有感情，那是个好小伙子。她时常情不自禁地要去想他，可一想到自己是“典型”，又不得不用“多想点工作”来驱赶自己殷切的思念。她巴望小伙子能快点来到自己的身边。而当小伙子真的主动同她约会时，她又惶惑起来，顾虑这种事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她喜欢听小伙子倾诉对自己的爱，自己也几度下决心要向小伙子敞开心扉。可是话到嘴边，热烈的情语又冷却成为几句干巴的大道理。“典型”成了姑娘的精神包袱，她被扭曲成表里不一、言行
十年浩劫是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必然结果。历史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以后，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的大倒退？人们已经谈到了政治路线、国家制度方面的原因。小说《公民》(《北京文艺》一九八○年第六期)从新的角度，透过这个时期发生的人性异化现象，指出了另外一些重要因素。
在“四人帮”法西斯专制的高压下，出现过不少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宁死不屈的战士，这是中国的脊梁。但是，只要“睁了眼看”，我们也会看见生活中还有不少委屈求全、逆来顺受的“芸芸众生”。那个不甘屈辱，又无力保全自己人格的排字工人“我”，在受辱后，为了“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满足和补偿”，就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有人来抄家了，他想，幸亏进门的不是警察；给挂上黑牌游街，他想，幸亏不是枪决前的示众；要关“牛棚”了，他想，幸好不是蹲牢房。这样，他“把自己的遭遇跟别人比了又比，觉得拣了个大便宜”。
出版社编辑戴鸣的精神麻醉方法更高级。他懂得脑袋没了，名节也是空的。所以第一要着就是要活下来。为了活命，他可以象牲口一样，趴下四肢，爬进牛棚；为了活命，他可以疯狗似的咬人，换取宽大处理；为了活命，他连老婆枕头边的话都要汇报……。他的所作所为与“我”的自轻自贱不同，他常把自己的屈节，看作是“革命”的需要。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是“现行反革命”，但他却毫不困难地加以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到处都可能有敌人”，难免鱼龙混杂。好象只要能揪出几个“反革命”，他戴鸣不仅甘受委屈、还愿把这“革命”的牢底坐穿似的。
不能正视自己身上的缺点，对这种种精神变态采取容忍、谅解以至欣赏的态度，是所谓“国民劣根性”不能断绝的一个原因。我们的人民从来讲气节，尚忠贞，勤劳勇敢，的确可贵，但少数人对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还俯首贴耳，就未免太不自爱了。温柔敦厚虽不失为美德，但挨了打，还感谢棍子的关怀，就现出了奴隶相；识时务者为俊杰，倘无信念，随风使舵，就与叛卖很接近了。十年浩劫，丑类肆虐，我以为同这一类精神状态是不无关系的。当然，这都是些普通的群众，把历史的责任推到这些人身上是不公平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的最黑暗时期总是同这类愚昧和不觉悟连在一起的。“四人帮”无德无行，竟能猖獗十年之久，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在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马克思是很重视教育群众同自身的缺点作斗争的。他把“群众的自卑自贱、自我排斥和自我异化的产物”看作是“在群众之外的进步的敌人”，③并把抛弃这些东西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也解放自己的条件之一。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④在中国，要不让十年浩劫的悲剧重演，必须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让群众起来自觉地同自己的缺点作斗争，大家都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存在人性的异化，政治、经济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异化。如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就能把公仆变为老爷、民主变为专制，社会产品化为私人财富。连报刊杂志也可能异化。人民的报刊杂志是为人民自己立言的，但在极左路线下，它可以把黑说成白、香花说成毒草，反过来变成镇压人民的专政工具。不过，这种种异化都同人性的异化相联系，而且最后都会导致人性的异化。
我们上述的简略探讨说明，仅仅消灭私有制还不能完全和异化诀别。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法则，揆诸人类社会的历史，我们应当把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一个异化——复归——再异化——再复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人性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这种复归总是不完全的和不彻底的，只有整个人类进入了大同社会，人性的复归才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⑤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性也是在不断异化不断复归中发展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西斯专制造成神道猖獗和兽性泛滥，人民把他们打翻在地，恢复了人的尊严，人性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了。粉碎了“四人帮”，情况有了绝大改变，但是生产力的落后、沉重的封建枷锁、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绝对民主化等错误思想的存在，还会存在别的异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将使人性达到新的复归。
一九八○年十二月于北京
①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⑤《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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