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华树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在湘西的一个偏僻小镇茶洞读师范，很喜欢看课外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些抗战前出的《生活》周刊。刊物的内容，特别是“信箱”栏里的文章，把我吸引住了。听国文老师说，编《生活》周刊的韬奋是个名记者，写了好几本书，内容很好，都是生活书店出版的。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韬奋先生的书找来读一读。我把省下的零用钱寄给重庆生活书店，说是要买韬奋先生的书。不久我就收到了书店寄来的书，还有一封鼓励我好好读书求学的信。我非常高兴。不久，学校放了暑假，我决定家也不回了(也为了怕回家时在路上遇到土匪)，就留在学校读书。在假期中，我贪婪地读着《萍踪忆语》、《萍踪寄语》等韬奋著作，我象跟着先生一道漂洋过海，游历各国，增加了好多知识；读了《经历》、《患难余生记》，先生那种刻苦学习、努力服务以及遭受种种迫害绝不屈服的精神，更是深深地感动着我。我还读了战前出的《中学生》杂志，特别是那上边《我的中学时代》、《出了中学校以后》、《革命者的青年时代》等特辑里的文章，读了上海一家书店编辑、出版的一厚本《现代青年的切身问题》。慢慢地，幼小的心灵里似乎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个设想：象韬奋先生那样，做一个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从此以后，我对过去爱看的《曾文正公家书》、《家训》、《日记》，以及学校规定“必读”的《中国之命运》等，就都抛到脑后去了。就这样，我一连四个寒暑假都没回家，除了复习功课外，时间都用在读进步书刊上了。

　　我毕业回到家乡，在乡中心小学任教的将近两年期间，得到《读书与出版》、《中学生》和生活书店的帮助更多了。

　　由孙起孟先生提议，《读书与出版》开展了一个“学习合作”活动。“学习合作”活动的目的，在于以“合作的方式”推动自学，“鼓励无法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找出一条学习的路子”。

　　根据“学习合作”的要求，我和一些“学合”朋友，特别是上海的朱培明、茅行健和西安的何金铭等，在通讯中讨论自学中的问题，交流情况、看法。朱培明读过高中、新闻专科，茅行健在一家刊物工作，他俩经常对我的自学和任教，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对时局作出正确的分析，并寄给我一些进步的书刊、剪报材料。何金铭正在读中学，我俩在同一期《中学生》杂志《中学生的朋友》栏登出“自我介绍”以后，就交上了通讯朋友。

　　孙起孟先生对我们学习的帮助实在大。不仅他所倡议的“学习合作”活动，他写的《学与用》、《学习不等于作知识分子》等文章，以及收集在《学习·工作·修养》一书中的其他文章，给我们这些深中传统教育毒害的青年，指出了一条新的学习路子；他在每期刊物《国文班》栏的讲解文章，更是使我受益非浅，至今不忘。

　　就拿《国文班》第一回《先谈一篇习作》来说吧。这是孙先生对登在《读书与出版》“习作”栏的何金铭一篇习作《我需要一位忠实的导师》所谈的意见。孙先生把这篇习作，从题目到每一段文字，都作了精心修改，并一一讲明这样修改的“理由”，指出原来字句存在的“毛病”。何金铭告诉我，那篇东西本来是他写给“学习合作”的自我介绍，却不料被当作习作发表，特别是被孙先生用来作为“国文班”第一回讲课的分析材料。的确，对一篇习作，进行这样具体的推敲、修改、讲解，在当时，除了叶圣陶先生等编的《中学生》杂志以外，是难得见到的。“听”孙先生在“国文班”的讲课，不仅提高了阅读和写作水平，也使我学到了一些教学生国语课的办法。

　　“要当个好教师”。“做一个小学教员确是不容易的，要教得好，才算真正负起了教育孩子的使命”。这是《中学生》杂志、《读书与出版》的编辑先生和“学合”朋友勉励我的话。怎样才能“教得好”？怎样当个“好教师”？他们都告诉我：关键在于改变传统教育的那一套。

　　改变传统教育，我从密切师生关系做起。我的办公桌紧挨着学生的课桌，白天在教室里上课、回答问题、修改作业，晚上和学生们在一起自习，师生人格平等，废除罚站、打手心等体罚。在教学内容方面，我用开明书店的新编小学国语课本代替正中书局的“国定本”，用接近学生生活，明白好懂的记叙、抒情和议论文章，代替那些远离学生生活、令人生厌的“开发西北”的八股调。教学方法，注重启发诱导、个人动脑思考；按照“学习合作”的方式划分小组，充分发挥同学间互助合作的作用。

　　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我鼓励学生写作，作文由学合小组修改后，选出比较好的，由我投寄给少年儿童报纸杂志。全班十九个学生，没有登过稿子的不多。大家看到了自己的进步，班里又有了赠阅的报纸杂志和儿童读物，一个个都高兴地笑了。

　　我和“学合”朋友通信，和书店、编辑部有联系，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他们检查、扣压我的邮件，事务主任当面说我有“异党分子嫌疑”。生活书店、《读书与出版》编辑部等，知道我和学生们的处境、情况以后，给了我们以极大的关怀。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先生亲自写信，勉励我克服困难，当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勉励学生珍视学习的机会，努力学习，准备将来为社会服务，还给学生们寄赠了《少年文库》。孙起孟先生特地介绍书店的蓝真先生跟我通信，帮助我解决自学和教学中所碰到的问题。《读书与出版》的编辑先生，更是多次辅导我自学，教给我分析时事的方法。加因、华嘉、胡明树、周而复等先生给我们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寄来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新鲜书籍、杂志。加因先生在信中告诉我们：“大半个中国已经翻身了，苦日子不会很久了”，“不久的将来，一切的幸福之门是为孩子们开的。”周而复先生说：“这样黑暗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新的中国诞生，将次第满足你们的要求和求知的欲望”。

　　我在这里，是想说明在那黑暗的年代里，生活书店等所出的进步书刊对我的帮助。但我更加难以忘怀的是当时的革命编辑工作者对读者的指导和教育。老一辈编辑的这种优良传统，值得好好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