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衡巽

　　欧文·肖(Irving Shaw，一九一三——)在美国文学界算得是一位老作家。他的创作从三十年代开始，至今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的统计，他一共发表了十部长篇小说，十部短篇小说集，十三个剧本，再加上十三个电视剧，真可谓多产。我国曾经介绍过他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的中译本。这部作品发表于一九六九年，描写从二次大战前夕到六十年代近三十年间的社会生活。我们相信，我国读者通过这部作品对于美国社会、对于欧文·肖的创作会有更多的了解。

　　欧文·肖是一位关心社会问题、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他的题材很广，涉及“政治种族、心理、理论”等各个方面，可是他说“我所有的作品总是贯穿着激烈冲突这一条线索”，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总是和社会矛盾紧密相联。

　　在他出版《富人，穷人》之前，我认为他有三部作品值得一提。

　　一部是他的成名作，剧本《埋葬死人》，发表于一九三六年，描写反战的主题。六个士兵阵亡，可是临到埋葬之时，居然拒绝入土。牧师为他们祷告，没有用；医生证明他们已经死了四十八小时，他们不理；甚至家属来劝说，他们也不听。他们要求解释清楚：为什么有的人大发战争财而他们就该埋在地下？最后将军们跑来，用机关枪威胁他们，也无济于事。这个剧本用的是当时盛行的表现主义手法，情节荒诞，但反战的思想是明确的。它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时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于第一次大战心有余悸，所以《埋葬死人》在当时造成相当的影响。另外，同情小人物，厌恶大人物，也是欧文·肖后来反复流露的一种思想情绪。

　　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埋葬死人》断定欧文·肖是一个消极的和平主义者，这就错了。他那部描写二次大战的《幼狮》(一九四八)突出了反法西斯的主题。作者认识到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这就修正了他在《埋葬死人》中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幼狮》写了三个主要人物：美国兵阿克曼和米凯尔，德国兵克利斯蒂安。阿克曼是犹太籍青年，还没上战场就在美国军队里备受凌辱，但他以可杀不可侮的气概获得士兵们的尊敬，后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更使大家钦佩。米凯尔是剧作家，因家庭关系不和来欧洲打仗，凭他的地位和社会关系满可以当一个不小的军官，但他宁愿当一名小兵，在小人物中间混日子。这是一个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了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和阿克曼接触过程中，受到不少鼓舞，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精神状态。最后，阿克曼被克利斯蒂安冷枪打死，米凯尔悲恸之余，克服了折衷、冷漠态度，毅然追捕克利斯蒂安并把他打死。作者对克利斯蒂安的描写也是令人信服的。这个德国下级军官年轻时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消极悲观，但在法西斯的教育下，变得嗜杀成性。他经常受到上级训斥，对战事的前途相当悲观，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分子。这些人物性格都表现出他们的复杂性，因此获得了一定的真实性。

　　这部作品以这三个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交织地描写了大战期间从前线到后方、从伦敦到非洲广阔的社会生活。它同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一九四八)、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一九五一)一样，被视为描写二次大战较为充分的美国小说。

　　第三部作品是《不安的空气》(一九五一)。这部小说颇能说明欧文·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作品写一位导演克莱门特·阿尔奇的困境。阿尔奇有不少朋友是进步人士，到了麦卡锡主义统治时期，右派攻击他任用、包庇共产党，左派批评他出卖朋友，弄得他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他的民主自由信念受到极大的冲击，只得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的消极悲观说明他无力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但是他保持了诚实。从这部作品看来，欧文·肖对麦卡锡主义深恶痛绝，但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也不无微词，讥诮中含有不满。可见他的立足点是带有民主色彩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富人，穷人》大致上也是采取这个立足点。欧文·肖不是以严格的阶级划分，而是以社会地位来观察战后美国社会中的富人、穷人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故事以德国移民乔达虚一家的经历展开。乔达虚夫妇侨居美国之后，在小镇上开个面包房，生活清苦。他们有三个孩子：女儿格瑞卿，从穷姑娘上升为中等阶级的妇女；大儿子鲁道夫，从穷人变为富人；小儿子托马斯，始终是一个穷光蛋。作者同情的是托马斯。他从小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老在街头殴斗闹事，但他的调皮捣蛋含有朴素自发的反叛意味，如火烧富人博伊兰庄园里的暖房。长大以后他做过各种工作，总是遭人暗算和陷害，但是他刚毅、正直的品质始终不变。欧文·肖自称《富人，穷人》写的是“一个人怎样消除自己灵魂中病态的激狂劲儿”。这个人就是托马斯·乔达虚。但悲哀的是，托马斯同哥哥姐姐和解，消除了“激狂劲儿”之后，反倒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小说还写了其他的穷人，如托马斯的父亲，一个没有阶级觉悟、性情乖戾的移民，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托马斯的母亲，一个一辈子没有见过好日子、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妇女；他叔叔家里的女佣克洛西德，为了躲避丈夫的毒打而忍受主人的污辱……这些穷人的命运，以托马斯·乔达虚为代表，总是跳不出富人们有意无意设下的陷阱。

　　小说中的富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庸俗的市侩，如托马斯的叔叔哈罗德和埃利西姆“镇上的大人物”蔡斯，他们自诩为“体面人家”，“受人尊敬”，但只要有钱可赚，各色各样无耻勾当都做得出来，什么都可以出卖，包括自己的女儿。菲利普港的大财主西奥图·博伊兰似乎比他们高明一些，他学识广博，见过世面，举止文雅，他似乎不大在乎钱财，只是感到生活“孤独”和“悲哀”，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是他并不放过猎艳的机会，他以八百元的代价换取格瑞卿的贞操，事后还说“那是我吃亏，不是她吃亏”。所以，他和庸俗的市侩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小说中另一个穷人，偷猎犯戴夫所概括的：“虚伪是美国人灵魂里的溃疡”。

　　另一类是鲁道夫那种正派的富人。鲁道夫以勤俭、刻苦起家，有眼光有魄力，由实业家而政治家，是资产阶级的理想人物。他本人行为端正，无可非议。他对托马斯的帮助也出于真诚，他送了一台机器给托马斯，托马斯改变了对哥哥的看法，从而恢复了一家人的来往。但恰恰是鲁道夫的真诚间接地害死了托马斯：托马斯为营救他的嫂嫂琼——一个“无所作为”的富人形象——而死于非命。这一点，小说是写得很深刻的，它告诉我们，主观上真不真诚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富人们客观上所处的社会地位象是一个无形罗网，绊住穷人的手脚。帮托马斯船上干活的德怀尔说得好：“有钱人，他们总要想方设法让你付出代价。”

　　欧文·肖主要通过乔达虚姐弟三人的不同道路描写战后的美国社，会及其变化。小说反映的社会面是广阔的，大至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种族矛盾、贫民窟生活、地下社会，小至家庭、婚姻、两性关系、两代人的冲突，都得到生动的描写。作者在描绘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时，注意人物性格的历史成因，包括各种富人，或突出他们主要特征，或写出他们多方面的特征，没有把他们简单化或者漫画化。

　　欧文·肖长于描写场景。小说中，格瑞卿酒醉受诱，托马斯只身入魔窟、营救琼等场景都写得很精彩。这些重要的章节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形成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推动故事的发展。

　　欧文·肖还经常把情节的描述与人物内心活动融合起来，小说中不少细节是通过人物心理的角度展开的。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真切、具体，增强形象感。但是，作者在作这类描写时不够集中，有一些散漫铺陈的笔墨，未免影响到对于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的提炼。

　　(《富人，穷人》，〔美〕欧文·肖著，施咸荣、冯亦代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九月第一版。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