丕　歌

　　小时候还不认字，我就爱乱翻大人看的书，找书里的插图。姐姐有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里有卓娅和舒拉的许多照片，还有舒拉少年时代的自画像，就成为我平时爱翻的书。后来我能读它了，这些插图中的形象，更加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尽管二十几年过去了，故事的细节已经记不大清楚，但那插图中的形象却还那么真切。说来也很可惜，那本书后来竟遗失了。

　　今天去书店，在一个角落里见到了这本老书。我头一个愿望就是要看看它多年不见的插图。谁知一翻，除了一张卓娅和舒拉的模糊不清的图片外，什么也没有了。这是1979年四月北京第22次印刷本。

　　最近一年多，我重新买回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损失掉的书。然而，新印的《契诃夫小说选》里，那吹胡子瞪眼睛的变色龙没有了，驼背缩颈、晴天提着雨伞的套中人没有了，油灯下一个人偷偷给爷爷写信的可怜的万卡没有了，凉台上正在读书的纯真的米修司也没有了，——真叫做“荡然无存”！新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没有了插图。早先“开放”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倒是有插图，却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插图，而是中国人自己画的。

　　可是也有新印的插图本，如《悲惨世界》、《高老头》、《艰难时世》等等。慢慢的，我发现西欧的作品还是可以印插图本的。

　　有一次，在出版社工作的一位朋友指着新出版的一本书的插图对我讲，为了决定是否选用这幅画，他先是拜访了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后又拜访了外交部，因为这是苏联画家的作品，必须调查一下。结果两处都表示无能为力。出版社只好壮着胆子用了这幅画。

　　原来是这样！这不是一个禁区么？

　　我以为，我们既然翻译了一本书，书中原有的插图，不管作者是什么人，我们都应当移植过来。如果那作者是反华的，但那画本身并不反华，有什么理由要删掉呢？这不是在搞“因人废言”么？如果我们自己来创作，能胜过人家，当然很好，否则还是移植的好。而且，即使我们的创作同样很好，把人家的移植过来还是可以借鉴的，何必删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