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缦

　　一个科学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受过战争考验而又热爱祖国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仅仅由于在水利建设工程问题上不同于自己的上级，不符合“长官意志”，于是，一连串的灾祸便发生了：挨批挨整，受处分，开除党籍，被捕入狱，强迫劳改，甚至被迫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便是罗马尼亚当代名剧《权力与真理》(见《当代》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大胆而尖锐地提出的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权力与真理”，好尖锐、引人注目的问题啊！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自然也一再接触过这一问题。但是，当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权力和真理的关系如何？怎样对待和运用权力？怎样探索和维护真理？凡此种种，又是现实生活中，也是文艺作品中的一个新课题。这个剧本，也许会使一些浅尝即止的读者感到政论意味过重了些，无意读完；但我以为，只要耐心读来，多加咀嚼，便会一新耳目，获益非浅。

　　现实生活中的有些事情，按理说应该是比较单纯的，正常的。比如剧本中那个名叫佩特列斯库的科学家，早在法西斯的牢房里，曾经充满热情和理想地向战友提出过一个水利工程设计方案，但是，事隔很久，经过他的实际了解和认真思考，发现这一方案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是冒险行为，要重新讨论、研究和修正。试问：这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这难道不是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表现吗？

　　说怪也怪，这一正常的行为，竟一下子触怒了大大小小的“迷信权力”的“长官”们。于是从州委第一书记斯托扬起，各种各样的“权力迷”们便一拥而上，把说了真话、要按照实事求是办事的佩特列斯库当作“靶子”来打。当然，在作者笔下，这些“权力迷”们的情况、品格、程度还是各有差异的，这也符合实际状况，证明作品是从真实出发的。不过，可悲而又可怕的是，不论是那个不乏耿直性格的第一书记斯托扬，还是那位专会溜须拍马的“左倾分子”玛努，都已经被那条“权力决定一切”的绳索紧紧地套在一起了。正由于他们信奉的都是同一的生活信条，便认为只要权在手，就会无所不能，无往不胜；并且，一旦有了权，便认为自身是真理的化身，反对他们便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对佩特列斯库的历史、现实情况不能说不清楚，有的甚至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但是，当佩特列斯库说出了几句真话，请大家——而且包括他自己——都来服从真理的时候，他就被这样一批大大小小、程度不等的“权力迷”者视为里通外国的“间谍”，出卖革命的“叛徒”，不共戴天的“敌人”。每读至此，我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沉思：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严重、这样复杂呢？触目惊心的教训在哪里呢？

　　《权力与真理》没有抽象地议论“民主和法制”这些字眼，而我从剧本中想到的一个中心问题，恰恰就是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是远比资本主义优越、先进的，但是，如果那里没有民主和法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类似剧本中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以至悲剧将会发生，将会重演，将不可能杜绝和根治。当然，从剧本揭示的情况看，这是某一地区、某一局部的情况，但教训却是深刻的，有普遍意义的。

　　剧本中一位头脑清醒、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思考的领导者杜马说得多么好啊：“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没有时间讨论，没有时间争辩。那时就可能因为个人的缺点……造成全国性的影响。”“是呵，在某一个时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是客观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可是到后来，……有些人……觉得这样很方便，……自认为是真理的化身。”这番话，不仅对剧中发生的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极好的阐明，而且对现实生活，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不能正确处理权力和真理的关系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深刻的概括。

　　正如世界上没有神一样，“真理的化身”，绝对正确的圣人，同样是不存在的。一个科学家，一个设计者，不可能搞出一个永远适用的方案，佩特列斯库的可贵和可爱，就在于他勇于面向实际，发现错误，即便是自己制造的错误，也勇于改正，不怕丢失面子，承担责任。因此，他跨越过了错误和荒谬的门槛，一步步走进符合实际——真理的殿堂。但是，有的人，即以那个地位比他高，斗争经验远比他丰富的斯托扬来说，由于权迷心窍，无视实际和群众，这就会错把谬误当真理，把个人意志当成法律，其结果，不仅离客观事物—真理越来越远，而且会干出连他自己也吃惊的蠢事。啊，权力啊权力，秦始皇、凯撒、拿破仑……他们的权力可谓大矣，但一朝离开了真理，任何权力又有什么用呢？历史发展到了今天，那么，更可以断言：权力决不是真理的代名词！

　　凡是领导者，都会有一定的权力。值得警惕的是：权力可以通向真理，也可以走入绝路。怎么办？剧本从佩特列斯库的悲剧遭遇启示我们：越是有权力的领导者，越要真正理解、坚决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当前，在我国文艺界，不是有人还在重弹“谈艺术民主，反对‘长官意志，……实质是夺权”这种旧调吗？那么，奉劝这类同志、尤其是某些领导人，很可以照一照《权力与真理》这面镜子。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经历了十年“四人帮”一伙的专制统治之后，仅以我国的文艺界现状为例，到底是民主多了，还是远远不够呢？到底是“长官意志”危害严重，还是已经出现了所谓“右派”要“夺权”呢？权力啊权力，“四人帮”和林彪，就是借用手中掌握的大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镇压，迫害了千千万万从身经百战的将军到方才懂事的孩子，这种空前未有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和沉痛吗？如今，粉碎“四人帮”已近三年了，难道能够允许刚刚得到的一点民主权利，得而复失吗？斯托扬式的人物，玛努式的人物，在我国的大地上，也远远没有绝迹，还有很大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这是多么令人深思啊！

　　“人性！”当我从剧本中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思索了很久很久；当我提笔记录下自己的断断续续的随想时，对于要不要接触这一内容，我也颇费斟酌，难有把握。多少年了，“人性”、“人道”、“人情”这些字眼，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同义语，被划为社会主义文艺不可进入的“禁区”。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并绳。难道这仅仅是我一个人害怕的问题吗？难道在号召思想解放的今日，不可以对之议论一番吗？

　　“人性”和“人性论”是不是一回事？夏夜酷热，苦思冥想，我开始以为这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自然，自有阶级以来，各种阶级的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只有阶级的人性，决没有超阶级的人性。但是，对“人性”的探讨是不是只能以此为界呢？难道不可以再进一步作些思考和研究吗？

　　从剧本来看，作者所以一再提到人性问题，我体会是针对那种法西斯式的残暴行为而言的。是否如此，有待讨论。联想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世界绝大多数的人一致谴责希特勒“灭绝人性”，这不是说明，在亿万人们心目中，有“人性”这样一种共同的观念存在吗？对照现实，我国最大多数人都万分痛恨“四人帮”一伙毫无“人性”，这不又足以说明，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人性”和“兽性”的区别存在吗？今天九亿中国人民，都期望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那么，这样一种普遍的共同愿望，是不是也可以看成中国人民广泛的爱国心——普遍的人性呢？我的联想还很多很多，例证也不胜枚举。总的来看，当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除了极少数顽固反动分子、社会败类之外，总不外有普遍的爱国心、民族情感、道德风尚，等等，能否就这些问题来进一步探讨呢？我以为是可以的。

　　“你在宣扬人性论！”有人会给我戴上这顶吓人的帽子！那么，可敬的先生，我不禁要问：“人性”不能谈，不能探讨，难道只准许探讨“兽性”吗？无产阶级是全人类最伟大、最先进、最美好的阶级，这一阶级的思想、道德里，也就会包含有继承和改造了的全人类的崇高人性，这是不必讳言的。那种把“人性”、“人道”、“人情”统统让给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所独有的想法和做法，恰恰是一种简单的、幼稚的、荒谬的做法而已。

　　一边读剧本，一边还联想到另一个似乎无关的问题。我确实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好作家，好作品难得，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独具慧眼的好编辑，尤为可贵。近期以来，各地陆续出现了十余种大型文学丛刊，限于时间和精力，自然难以一一细看，而在其中，刚刚创刊的《当代》却分外令人注目。为什么？这是因为在作品的选择上，这本刊物更显示了编辑的眼光和勇气。话剧《未来在召唤》的最初刊登，罗马尼亚翻译名作《权力与真理》的登载和编者前言，便是有力的说明。我也是一名编辑，自己从切身体会中感受到：尽管有好作品——尤其那种大胆的、新鲜的、不同凡响的好作品——在，要是编辑不熟悉读者的心声和需要，不深刻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乃至不怕承担种种责难和非议，能够在同一期上这样集中地予以介绍吗？这自然是一种题外话了，但它和出版工作、文艺工作的繁荣和发展，该不是无关的吧？

　　断想片片，本不成篇。所以敢于如实地奉献在读者面前，也只是想把一些心中真正想的、有的还是长时间使自己困惑不解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以求教正。

　　一九七九、八、五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