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他的理论主张，为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苏轼是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他对唐末五代直至宋初散文发展的弊病看得很清楚。他说宋初诸人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但是“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致造成“馀风未殄，新弊复作”①。基于这种认识，就要同时向浮艳和艰涩两种倾向进行斗争，这就不能不走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路子，就不能不在散文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作新的探索与开拓。苏轼终身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长期用各种文学样式尤其是散文参加思想论争，又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和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因而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赋予的任务。

　　在北宋中期的具体环境中，苏轼散文创作的特点是突出地重视“文”。他鄙视那种“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②，而认为好文章“如金玉珠贝”③，“如精金美玉”④，因此，他议道论文，远异于柳开、石介诸人，亦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他说：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⑤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⑥

　　这两段文字，从创作的全过程着眼，把苏轼心目中的“道”、“文”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讲得很清楚透辟。他这里所说的“理”、“妙”就是“要言妙道”的“道”。他讲的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的“物固有是理”的理。他曾说：“日与水居，十五而得其道”⑦；又说：“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输扁轮，偻承蜩，苟可以发其智巧，物无陋者”⑧。所以，他说的学道，就是求“通万物之理”⑨，这样来理解道，近于《韩非子·解老》所谓的“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由此出发，他结合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讲“文”：第一阶段，是“求物之妙”、对“物固有是理”的认识阶段。如学游泳之“日与水居”，学画竹之“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⑩。第二阶段，是对物象物理“了然于心”，即“得成竹于胸中”(11)的阶段。这个“成竹”，当然不是对自然竹的简单表象，而已是主客观统一的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艺术半成品。这一点，在苏轼以前的宋人中没有人讲到过。第三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达之于口与手”的阶段，即用语言文字将头脑中的物象物理表达出来而成为文章。这三个阶段都要毫无缺憾地完成才是苏轼所说的“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12)的“文”。这样来谈文，也是此前宋人中没有一个能窥见的。苏轼对“文”所悬的标准甚高，正是反对浮艳与艰涩两条战线作战的需要。因此，他还就丰富的创作经验，对“辞达”的问题从三方面加以剖析申说。第一，“了然于心”的人，不见得能“了然于口”，因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是不成立的，只有“德之发于口者也”(13)。而要能发之于口，必须下功夫钻研学习：“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14)。这就明确提出，只有勤学苦练，才能解决“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的矛盾。第二，怎样才算“了然”，了然的标准就是“随物践形”(15)。客观的物象物理能具体呈现于胸中，才算“了然于心”；胸中之物象物理能准确地表现在文中，才算了然于口与手。第三，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的推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的过程，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16)。对于这个创作中的兴会问题，东坡曾以画家孙知微在成都大慈寺作壁画时的创作状态(17)为例，予以形象的表现。又曾将其父苏淘《仲兄字文甫说》中风水“相激成文”的观点括为一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18)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创作过程中主体的修养和客体的感触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了。论文而不局限于儒家之道，求“物固有是理”而了然于心，再到充满勃郁之后而了然于口与手，所以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这样的创作境界是那些空言载道及“以艰深文浅陋”者流无法体会的。

　　苏轼创作包罗宏富，正是他上述理论的绝好证明。他一生于散文用力勤，作品数量大，体裁多。由于他积极从政，洞悉历史，为人正直，品德优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敢于直说自己的意见，故其政论和史论大都雄辩滔滔，气势纵横，结构多变，语言明快畅达而尤长于形象地说理，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庄子》及贾谊、陆贽的优点。苏轼行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而他的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为所迁，杂佛老而不为所溺；立身行事，勤于政事，肯定人生，积极乐观，胸次广阔。因而，他的其他样式的散文，如书信、记、序跋、随笔等等，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错杂并用，随意挥洒，笔酣墨畅，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而又自是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触处皆是；覃思妙理，一出自然。确如他自己所谓“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19)。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记录便是文”(20)。总之，苏轼散文吸取了前代传统的重要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一大步，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巨大贡献。

　　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均以散文著称。苏洵文字雄奇坚劲，议政议军，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苏辙文章不如乃兄才华横溢，然亦做到“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21)，在宋代散文中也是能够独自树立的。

　　宋代古文运动，至苏轼而告胜利完成。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比较注意奖引后进，为青年人开路。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等，都是北宋后期文坛知名之士。他们的成就虽不全在散文，然而他们的理论都毫无例外地深受苏轼影响。他们的散文创作，也都是沿着欧、苏的道路前进的。

　　(本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宋文选》一书的前言的一节。该书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前言的执笔者是张志烈同志。)

　　①苏轼：《上欧阳内翰书》。

　　②苏轼：《答王痒书》。

　　③苏轼：《答刘沔书》。

　　④苏轼：《答谢民师书》。

　　⑤苏轼：《答谢民师书》。

　　⑥苏轼：《答俞括书》。

　　⑦苏轼：《日喻》。

　　⑧苏轼：《送钱塘聪师阅复叙》。

　　⑨苏轼：《上曾丞相书》。

　　⑩苏辙：《墨竹赋》。

　　(11)苏轼：《谷偃竹记》。

　　(12)苏轼：《答王痒书》。

　　(13)苏轼：《范文正公集叙》。

　　(14)苏轼：《谷偃竹记》。

　　(15)苏轼：《文说》、《书蒲永升画后》。

　　(16)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17)苏轼：《书蒲永升画后》：“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

　　(18)苏轼：《琴诗》。

　　(19)苏轼：《文说》。

　　(20)见其批《书天观壁》语。

　　(21)苏轼：《答张文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