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明

　　管仲曾被绑着从鲁国押到齐国，在途中他又饿又渴，经过绮乌时向封人（边防人员）讨东西吃，绮乌的封人跪着喂他食物，很是敬重他。看到管仲感激涕零，封人就私下对管仲说：“你如果流放到齐国侥幸没有死，还被齐国任用，将要怎么回报我呢？”管仲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仍然要任命贤能的人，奖励有功劳的人，我用什么报答你呢？”封人听后面带怒色，怨恨不已。

　　这则故事表现出管仲大公无私、任人唯贤的可贵，即使封人有恩于他，他也不肯放弃原则，值得后世称赞肯定。

　　据《史记》记载，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前往探望，问他：“群臣中谁可为宰相？”管仲含糊地回答道：“知臣莫如君。”齐桓公直接说出他心目中的宰相人选来：“易牙如何？”管仲回答：“杀儿子以讨好国君，不是人之常情，不可任用。”齐桓公又问道：“开方如何？”管仲答道：“舍弃双亲侍奉国君，不是人之常情，不能接近。”齐桓公接着问：“竖刁如何？”管仲仍然不赞同：“自宫来侍奉国君，不是人之常情，不能信任。”

　　在这里，管仲又似乎看重起人情来，认为“杀子以适君，非人情”“倍亲以适君，非人情”“自宫以适君，非人情”。连续三个“非人情”告诫齐桓公对不讲人情人性的易牙、开方、竖刁不可重用。管仲的人情观是否自相矛盾呢？

　　对于这一看似相悖的态度，如果盯着人情去衡量管仲做人做事的原则，容易陷入思维参照的陷阱。实际上，管仲对于封人和易牙、開方、竖刁的问题，在意的只是选人用人的标准和风气问题。绮乌的封人对管仲“跪而食之，甚敬”，看似救人于危难，却有着“将何以报我”的企图，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情贿赂”。而易牙听齐桓公说没吃过人肉，便将自己的儿子杀了，煮熟了给齐桓公吃；开方自从到了齐国，十五年不回家探视父母；竖刁听说齐桓公后宫无人管理，就自宫后帮齐桓公管理后宫。

　　这三人的所作所为看似“忠诚”，但这背后何尝不是以极端的方式对齐桓公施加一种重磅的“人情贿赂”呢？因此，并非管仲对于人情问题前后自相矛盾，而是他有着为社稷明察忠奸的原则和远见。在他看来，惯于施以“人情贿赂”的人，必然别有用心、怀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始终在算计着自己的投资回报，一旦达不到预期，就会露出狐狸尾巴。

　　事实上，管仲死后，齐桓公并没有听从他的忠告，还是重用了易牙、开方和竖刁。当齐桓公病重卧床不起时，乱臣易牙、开方和竖刁正忙着另立新君改投靠山，怂恿齐桓公的五位公子互相争权，从“不爱其子、不爱其亲、不爱其身、只爱其君”的“忠臣”变成了无情无义的奸佞小人，“停尸不顾，束甲相攻”。

　　现实中，这种古来有之的“人情贿赂”并未灭绝，尽管不会像绮乌封人“跪而食之”那样恶心，也不会像易牙、开方、竖刁“杀子、倍亲、自宫”那样极端，但小恩小惠的表示，时常坐坐的联系，百般夸赞的迎合，逢年过节的礼节，暗中资助的友情，帮难救急的好意，却是存在的，看似很贴心、很温暖，其实都是冲权力和利益而来。同管仲一样，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不为虚情所动、不为伪善所惑、不为假意所误，才能始终站在公道和正义的一边。

　　【原载《检察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