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

　　 我在课堂上，喜欢给学生讲一个和我有关的故事。

　　 我还没有考上社会学研究生之前，在某经济类院校学习管理学。那时候的我，对社会学或社会调查方法毫无概念，人也属于内心敏感且外表略有社交恐惧症的“高冷女”（就是还挺招人讨厌的那种）。

　　 一次，在春运回家的火车硬座上，我的旁边坐了一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子，他一个劲儿地挤我，我不敢出声。

　　 后来，我发现挨着他那侧裤兜的钱包不翼而飞。我心里一万个确定，就是他拿的，也非常想告诉他，钱都拿走，能把学生证还给我吗？

　　 但是憋了一路，直到他在西安下车，我都不敢和他说一句话。

　　 几年后，已经在社会学系“摸爬滚打”了几年的我，逐渐地学会了观察、交谈和控制局面。

　　 后来，还是在春运回家的火车上，我旁边还是坐了一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子，他染着黄色的头发。火车走走停停，我疲倦地打着盹儿。

　　 醒来后，我发现钱包又没了。这次更糟糕，里面还有我的身份证。

　　 我不能完全肯定是他拿的，这个时候我想，至少我不能冤枉别人，先聊聊吧。

　　 于是，通过聊天，我知道他在北京大红门服装城附近的一家小服装厂做工，以前做过美发行业，不过是当小工，冬天要经常在冰水里洗毛巾，手都裂了。

　　 我注意观察他的手，的确有几道很大的口子，指甲很长很脏。

　　 他额头上还有一道刀疤， 他告訴我，是帮老乡打架时留下的，还差点儿进了监狱。他来北京做这份裁剪衣服的工作，一个月挣两千多元。

　　 他还说：“我好羡慕你们读书的，不用这么辛苦。”

　　 我给他讲了我在大学每月补助只有二百五十元，我们都称自己“二百五”，他非常用力地笑了起来。

　　 之后，我们一起分着吃我带的零食。

　　 快到兰州站，他要下车之前告诉我，前一段时间，他几个朋友偷了两辆摩托车，还放在北京他住的地方，他说：“姐，我送你一辆。”

　　 虽然明知这是“销赃”，但我清楚他是出于好意。

　　 和他挥手告别的一瞬，我发现，我的钱包奇迹般地出现在大衣口袋里。

　　 【原载《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