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

　　

　　公元1048年春，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期间，在大明寺西侧辟地建了一个供人游憩、雅集的场所，称为“平山堂”。堂前他亲手种下一株垂柳。一年后，欧阳修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百姓感念他在扬州的德政，将这棵柳树亲切地称为“欧公柳”。北宋徽宗年间，另有一个叫薛嗣昌的官员出任扬州知州，他在“欧公柳”的正对面也种下一株垂柳，自称为“薛公柳”。此举不仅被百姓嗤之以鼻，而且薛嗣昌刚一离任，“薛公柳”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

　　若论欧阳修在扬州的政绩，虽只有一年时间，但其手笔不可谓不大。比如他得悉“今年蝗蝻稍稍生长，二麦虽丰，雨损其半，民间极不易”，于是上任伊始，既着力抓减灾又重视“与民休息”。再比如，他严格要求州府僚吏廉洁治政，提高办事效率。对办理案件，“除盗贼大狱，不过终日，吏人不得留滞为奸”。一般案件要当日办完，办案人不得故意拖拉，从中捞取好处……在为政、饬吏、造景、重文等方面，欧阳修频频做出了流芳后世的业绩，因此被广为称颂而赢得民心。

　　欧阳修赢得民心，当然不是他自己包装出来的，而是当地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可。“欧公柳”之称，既是当地百姓对欧阳修留下德政的最高奖赏，也是对其显赫政绩的一种特别的礼敬方式。正可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其实，不论你是谁，也不论你在一个地方执政有多长时间，只要你心中装着百姓，急百姓之急、想百姓所想，千方百计为老百姓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让老百姓有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老百姓就会拥护你、支持你以至深深爱戴你，这就是“政绩定理”，这就是“民心法则”。

　　按理，有了欧阳修这样的为官好榜样，日后谁在扬州为官做事，只要向其学习就是了。若后来的继任者才气冲天，又立志为老百姓谋利益，抱守求真务实的作风、发扬开拓创新的精神，或许会比欧阳修做得更好、干得更出色。后來还真有人欲“见贤思齐”而尝试着做了，但终究因为“东施效颦”而沦为历史笑料。

　　这位“仁兄”不是别人，就是薛嗣昌。他在出任扬州知州以后，对平山堂、“欧公柳”的巨大声誉艳羡不已，于是也颇想“仿学”，并很快在“欧公柳”的正对面也种下了一株垂柳，自称为“薛公柳”。在他看来，只要种下“薛公柳”，他照样也能够收获像前任欧阳修那样的好口碑。或许碍于他炙手可热的权位，其周围的官僚们是极尽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之能事，然而，老百姓并不买账更不予认可。更让薛嗣昌始料未及难堪不已的是，薛嗣昌刚一离任，“薛公柳”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

　　薛嗣昌种“薛公柳”遭如此唾弃，错不在别人，完全在他自己。因为他投机钻营、虚妄伪饰，一心只想追求欧阳修的声誉，却不曾关注欧阳修的德政与为民之心，且不说其本人的才华与欧阳修不可相提并论，即便是为人处世的作风和精神也与欧阳修相去甚远。如此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他怎么可能靠种了一株“薛公柳”，就能掩饰自己的才疏学浅？又怎么可能“无限放大”本来就虚弱的所谓政绩呢？事实上，其这般幼稚、笨拙、虚伪的做法，充其量不过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之举罢了。

　　时至今日，像薛嗣昌这般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的人与事，似乎很少再有，但“貌”离“神”合者依然存在。不是吗？有的人虽不想干事、不会干事也干不成事，但“诗外功夫”不免一流——比如有的人运用“酒不够，水来凑”的手段，不惜把小的“吹”成大的，把低的“拔”成高的;再比如有的人惯用造假、欺骗抑或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之术，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等。其热衷于此，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替自己种上“薛公柳”，以期收获“欧公柳”般的美誉，可笑的是，到头来免不了落得“被人砍掉，当柴烧了”的下场。何必呢！

　　【原载《联谊报》】

　　插图 / 画图 / 春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