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同

　　东汉桓帝中期，皇上曾“诏三府掾属举谣言”（《后汉书·范滂传》），即诏三府衙门的属官，呈报反映官吏好坏的歌谣。用歌谣考评官吏，蛮有意思。

　　董卓一把火烧了洛阳，之后迁都长安，次年长安大街上便有儿童唱起了一支歌：“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是“董”，“十日卜”为“卓”，歌是咒董卓快死。北宋后期童贯、蔡京当政，歌谣云：“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筒、菜用谐音指童、蔡，意思很清楚，只有杀了童与蔡，人间才会有太平。明代江西巡抚王哲，任内有歌谣流传：“江西有一哲，六月飞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无休歇。”可见王哲治下的江西上演了不少“窦娥冤”。诸如此类的歌谣，历代都很多，画龙点睛式地概括了官吏的罪恶和人民的祈盼。

　　又想到了官吏的绰号，与歌谣异曲同工，故可视为广义上的歌谣。西汉河南太守严延年，阴狠酷烈，视人如草，每到冬季，他将所属各县的囚犯传到衙门集中，一番审讯后全部杀掉，“流血数里”，河南百姓因此叫他“屠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苏味道，极善逢迎，八面玲珑，曾对人说：“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两端可矣。”时人称他为“苏模棱”。另一宰相杨再思，“专以谄媚为容”，有人讥他为“两脚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派钱大钧出任市长，钱大钧到任后，“以各种手段捞得大批金条”，老百姓因此称他为“钱大钓”。诸如此类的绰号，历代同样很多，传神地描绘了这些官吏的德行、品质和嘴脸。当然，也有正面的绰号，如“一钱太守”“半鸭知县”等，那是一地百姓为清廉官员立的一座无形的纪念碑。

　　历史上之所以盛产歌谣，乃因有肥沃的土壤。皇权专制社会，百姓没有表达权，更没有选择权，张三当县令，李四做太守，是优是劣，善政恶政，草民都只能“照单全收”，就像垄断下的强买强卖一样。然而，人都有脑会思考，有嘴想说话，尤其是经受了切肤之痛，生生死死，就更想吼出来，于是歌谣便产生了。尽管不少时候表达得很隐晦，但却无法阻止它的生长。

　　歌谣又是百姓为官吏写下的履职鉴定，权威且经典。若把官比成鞋，把民比成脚。官员这双鞋，当地百姓都得穿，他在职多少年就得穿多少年。这鞋好不好，穿起来舒服不舒服，脚最有发言权。因此，民谣的真实性和广泛性，就不容怀疑了，而且还经过时间的沉淀，故更权威。历代朝廷都要对官员进行考评，明清时期更为严格和规范，乃至皇帝还亲自面考。然而放心吧，无论真实性还是文采，歌谣都会完胜那千篇一律的八股考语。

　　今天仍有歌谣。王某忠主政安徽阜阳时，民间盛传“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某忠”，而且依谐音送他绰号“王坏种”。陈某众任江西萍乡市委书记时，当地流传一首“一八”歌：“一米八的个子，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一斤八两的酒量，十八岁的姑娘。”很顯然，这些歌谣的功能未变，且还可“推陈出新”，作为打“虎”拍“蝇”的参考和线索。但是，切不可低估腐败分子的狡诈和卑鄙，“五毒书记”张某江任职丹江口时，授意马屁文人写文吹捧他，这些人就曾编了一首拍马歌谣：“丹江口来了个张某江，家家户户粮满仓，就是遇到了鸡猴年，也能吃个肚儿圆。”碰到这种“歌谣”，就需要有双孙悟空的眼睛了。

　　【原载《检察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