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守仁生前住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屋门朝东，里面摆了两张单人床。他睡的那张紧贴西墙，床头朝南，病重时他八十三岁，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两个儿子睡在这里轮流照顾他。2017年11月26日晚，他死在这张床上，那天正轮到大儿子大川照顾。
事发后，大川出外喊人，说父亲用一根绳子自己勒死了自己。四天后，在朱守仁出殡前，警方带走了大川。大川后来供述，是他看到父亲一心求死，就帮助用被子捂住父亲口鼻，“成全”了父亲心愿。
2018年6月20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宝应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个案件，公诉方提出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嫌疑人大川刑事责任。律师则认为大川属于“帮助他人完成自杀”的行为，建议轻判。
目前，案件还未宣判，但这起六十九岁儿子“杀死”八十三岁父亲（注：由于老人年龄说法不一，八十三岁为身份证年龄）的离奇命案，又因开庭的缘故，再次成为宝应县射阳湖镇大桥村街头的谈资。
帮助自杀，还是故意杀人？
2017年11月26日，是大川照顾期间的第六天。根据大川的供述，之前朱守仁两次让他买安眠药，他没同意。11月25日晚上，他捱不过父亲，到镇上的卫生院去开药。26日那天，他把九颗药都交给了父亲。晚上10点多钟，邻居们都听到了大川的喊声，他告诉邻居和二弟，父亲勒死了自己。
村支部书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一位细心的村民觉得朱守仁脸色不对，耳朵出血，不像自然死亡。这位村民考虑再三，报了警。大川被警方带走，很快就供述了作案的过程。
根据大川供述，当晚10点左右，他看见父亲脖子上绕了一根红绳子，绕了两圈，绳子一头扣在床角，另一头拽在右手上。他进屋看到父亲脸上充血发红，很慌张，就用被子蒙住他的脸，右手按捂了嘴跟鼻子的位置，大概兩分钟。之后他把被子掀开，发现父亲右耳朵有血。买给父亲的安眠药也没有了。
2017年12月15日，大川被执行逮捕。
事件发生后，律师周平受法律援助中心委派，作为大川的律师为他辩护。他见过大川六七次，觉得他“憨厚、木讷、什么也不懂”。公安局的笔录提到，大川有“送父亲一程”的想法，周平认为属于“帮助他人完成自杀”的行为。因此不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根据宝应县公安局出具的鉴定书和照片证实，老人死亡原因是被他人捂压口鼻、勒扼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虽检出安定成分，但不构成死因。
鉴于大川主动供述了当晚行为，有自首情节，案子也发生在家庭内部，被害人家属兄弟姐妹签了谅解书，检方认为可以对其从轻处罚，量刑建议在十三至十五年有期徒刑之间。
“照顾父亲，意味着不能打短工”
在村里，村民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些村民认为，儿子因为被拖累就杀死老人，违背了社会的伦理道德，“不严惩怎么行？”也有人同情大川，八十四岁的周婆婆至今不信是大川杀了父亲。“老太爷是自己死的，儿子冤枉了，搞错了。”她和周围几个邻居觉得大川对父亲不错，2017年10月份，老人住院期间大川一直在照顾。回家后，老太爷夜里闹人，叫儿子给他拿尿壶、抓痒。
在检察院的公诉书中，提及大川杀父的动机，有一句是：“照顾父亲，意味着不能打短工，每天少挣一百元。”村民们说，每年10月和11月，正是收稻子、种麦子忙碌的时候。入冬后农活没的干了，大川就到鱼塘里做工，穿着皮褂皮裤，在冷水里捞鱼、抬鱼、弄水草，干一天挣一百块钱。
大川的一位邻居对记者说，这里十家有八家都和大川一样，六七十岁还在外做工，“能挣八十是八十，能挣五十是五十，只要还能动就一直做”。
村民们说，在养儿防老的大环境下，只能企盼儿女孝顺，老人健康。若遇到老人身体不好，又遭子女嫌弃的情况下，像大川家这样的悲剧就不可避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贺雪峰教授认为，无论是儿子嫌老人拖累，不想照顾了主动杀人，还是看到父亲自杀没有施救反而“帮助自杀”，这都是一个悲剧。“一边忍受病痛，一边还要承受他人‘何必拖累子女、不会做父母、不会做老人的言语”，这样的情况下，有的老人或是子女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文中除周平律师、贺雪峰教授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原载《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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