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文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大队小学设在我们几家合住的大宅子里。我读书的地方就在我家堂屋。那时，我们家三代八口，挤在三间小屋里，为了老师有个住的地方，母亲硬是腾出一间房给老师住。

　　我在自家堂屋上学，老师住在我家，可母亲从没说过有不懂的地方就去找老师。那时，母亲是常让我去找老师的，但那不是去找老师辅导，是让我去找她吃饭，或问她做饭时是否有菜，没有就让我送些过去。后来，我就慢慢地理解了母亲，我一进学校就闹“文革”，老师沦为“臭老九”，而我的老师又出身地主家庭，不时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母亲说老师这时最需要的是心灵的安慰，生活上的关照。

　　小学五年里，学校每天只上半天课，母亲没上过学，她也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我们放学后，尽情地玩耍，小河里洗澡、捉鱼，去河套里找干牛粪烤红薯，她也从不教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玩耍时不打架就行。有时候她会说，吃完饭不要去外面玩，帮我送点吃的给谢奶奶。谢奶奶是孤苦的一个老人，母亲常常惦记着她，不时给点蔬菜、红薯、糍粑什么的。母亲裹过脚，她的小脚使她行走不便，只要是跑腿的事她都交给我。有一次，母亲派我送一只小狗给另一个屋场的她的好友，我抄近路，从干涸的水塘里横过去，在塘里晒红薯干的一位我叫外婆的人看见了，她老远就笑着说你妈还让你送来了。那时，她也不时在我家玩，我以为母亲也曾答应过她，就把小狗给了她。回来时，母亲告诉我送错人了。尽管送错人了，但母亲还是和我一样高兴、快乐。为什么还高兴呢？一般人很难琢磨出其中的原因，人人都说得到是快乐的，殊不知无私给予同样快乐！

　　我读书的年代，买不起煤，母亲常常为柴火发愁。

　　那天放学后，母亲对我说，我跟你堂姐说好了，让她带你去拾煤渣、拾柴。这样，我七八岁上就开始在铁路上拾煤渣、砍柴。从家一路拾到两公里外的平头桥火车站，车站有个炉渣场，遇上车站停了火车，那更是让人高兴的事情，车停下来一般都要清炉放灰。我们一二十个人站在那两旁等候蒸汽机车清炉放灰，那火红的煤渣从炉膛里清下来了，司炉工随即打开水龙头，以防烧燃枕木，水淋下，随即升腾起一股白气，就有胆大的准备钻进机车底下，这就引来了司机、司炉的大叫：“不要命了！”火车刚离开，我们一二十人瞬间就扑向那堆冒着热气的炉渣，烫手啊，刺手啊，他踩着你的手了，她的屁股顶着你的头了，这些全然不顾，每个人的脑子里只有煤渣，一二十人把炉煤渣翻个好几遍后，确信再也翻不出一点儿煤渣了，才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回家。

　　因为我年龄最小，拾得的煤渣、砍下的柴火一般都是最少的，但我始終是快乐的，那些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还不时为获得的多少互相嫉妒，有的还会因为比谁谁少而遭家长的责骂。母亲说，麻雀不比大雁飞，你不要和别人比，你和自己比，每次拾得的煤渣、砍下的柴火比去年多，比上个月多就行了。什么事付出了努力，尽了责就行。

　　那时靠工分吃饭，每年生产队年终结算，我们家分得的口粮少不说，还要欠下生产队的钱，这时母亲更加为不能从事集体生产劳动而愧疚。我从母亲的叹息里，感受到了责任，故小学还没毕业，我就从事集体生产劳动，在生产队赚工分，打禾、插田、锄草、积肥，只要有工分赚，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母亲是在三十八岁上，在连殇了三个儿子后得到我的，母亲没把我当宝贝养，我十二三岁就跟随大人，在寒冬腊月里，光着脚，踩着冰碴儿挑塘泥，母亲也从不说不字。

　　母亲无言的教育，让我受益一生。

　　【原载《中华活页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