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从小，大人总是教育我们要讲道理，但是，还没等我长大，就发现讲道理实在是太难了。那是“文革”初期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成分好，贫农出身，跟我们讲话，张口闭口，把他的出身挂在嘴边。有一次，训我也是这样。当时那件事，错不在我，于是我脱口而出：“你别以为你是贫农就可以吃老本！”没想到他说：“你敢说贫下中农吃老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只说你一个人。”没用，此后所有人都知道我说了反动话——“贫下中农吃老本”。过了没多久，我父母都被揪了出来，我也被班主任（此时已经是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了）给开除了。这一次，我没有跟他去理论，我明白，没法跟他讲道理。

　　再后来，我们农场改成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家被赶出场部，下到连队。搬家时，只给了一辆汽车，所以，我们平时砍的柴火拉不走，只能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原来的房子，分给了前来接管农场的现役军人。等过了半年，我们来拉柴火的时候，发现已经被那家现役军人给用了大半。我怯生生地问了一句：“你们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人家给了一句：“你们不是群众。”

　　中学结束了，我被分到一个连队做农活。发现跟连长指导员是不能讲道理的，连表（时间）都是他的准，他说没到点，哪怕天都黑了，也不能下班。说你错，你就是错了，不错也错。这期间，场部的一个公安人员到我们连队去讲一个什么东西，估计是个条例。通篇讲下来，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不管你犯没犯错，只要他想抓你，就可以抓你。不用说，这又是个没法讲道理的主儿。

　　上大学乘火车，我上车主动补票，但出示学生证说我可以买半票，没想到人家不认账，看都不看我的学生证，就要罚款。我说我主动来补票，而且有證件可以享受半票。没用，人家就是要罚。我突然明白了，这又碰上一个不能讲道理的人。

　　我们这一代，社会化完成得比任何一代人都早，社会上的牛人，早早地就告诉你一个书本上没有告诉你的道理。这个道理是：跟强者，跟有权的人，没法讲道理。要讲的话，只能他有心情，才能讲，没心情，道理就成了灰。这个社会，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铁锤，一部分是铁砧。或者按中国古代文绉绉的话来说，一部分是刀俎，一部分是鱼肉。非常不幸，我始终处于铁砧和鱼肉这部分，所以，老是只能被宰割，而且闭嘴。

　　然而，这个社会的书面文字，教室的说教，却偏偏反过来，一茬接一茬地告诉孩子们要讲道理。然后再用铁的事实告诉他们：教你们的，全都不作数。

　　所以，所谓要讲真话这种道理，根本没有这回事。因此，从小就没有人说过真话。苏联时代，真话是在私家的小厨房里才会有几句的。也就是几句，多了，隔墙有耳。

　　【原载《特别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