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星

　　审计署审计发现，广西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三千一百一十九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三百四十三人是财政供养人员，有两千四百五十四人购买了两千六百四十五辆汽车，四十三人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或自建住房，四百三十九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因这事，互联网上炸开了。很多网友好着急，他们“拥挤”在互联网上，耐心地排着长队，要去马山县做“穷人”！ 这多少有点调侃的味道，但再看看政府帮扶的这些对象，我总感觉这是个黑色幽默。很多来自农村、了解农村的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震撼，因为这不是马山县独有，全国很多地方的“帮扶”，在当下已异化成了“帮富”——这在农村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湖南农民龙继根的家庭，贫病交加，他家是村里最穷的，但低保一直没有他的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同为穷人的他的哥哥龙继顺的身上！在龙继根所属的金屋塘镇，我在走访后，村民给我惊人一致的回答：“在我们这里，穷的家庭没有低保，是因为没有关系。”

　　被异化的扶贫，不是某地偶发现象。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我们不该动不动就去怀疑制度设计的问题。事实上，制度设计没有问题、制度安排也是健全的，问题就在于一些村干部的妄为和监督的缺位。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公示。我所在的家乡，关于谁是低保户，基本靠猜。平时村民去问是否有啥惠民政策，村干部都说“没有”。

　　当然，像马山县这样让“帮扶”成了“帮富”的行为，也比较罕见。但也反映了农村社会的溃败——随着精英阶层在农村的不断流失，农村成了“底层权贵”胡作非为的场域。这是一个充满世俗和势利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国家的惠民“福利”不是以是非或贫穷程度来分配的，而是以强弱或“和权贵阶层的远近亲疏”来分配。明白这点，也就明白马山县的帮扶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面对不公，农村社会为何没人站出来说话，而是等审计局“越位”出手帮忙？因为穷人在村里没有话语权，那些真正凭借财富拥有话语权的人，通常又是国家政策和“福利”的受益者。所以阶层的分化和对立，在农村其实比城市更严重。

　　记得有一次，我在东莞市汽车站坐公交车。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子偷偷拿了一个卖报妇女的钱。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场景，但只有我去摇醒了卖报的妇女，并对中年男子呵斥。遗憾的是，妇女醒来后，默默从男子手里拿回了自己的钱，然后继续默不作声。结果反而变成了我和男子的私人矛盾，我们越吵声音越大，大干一场的架势呼之欲出……

　　生活中类似的事情有很多，比如很多人都说，学车要给教练红包，看病要给医生红包……

　　我因为坚持底线，常常陷入尴尬。早前，我以准女婿的身份随女友到她老家见父母时，在她家附近的书店里，我捡到一部手机，当场交给了书店的售货员。但后来我又想：如果售货员私吞，不交还给丢失者怎么办？所以我又和售货员说：“还是交给警察吧！”此时，售货员激烈反对，甚至扬言要打我，我当场报了警，警察来了……这事惊动了我女朋友的父母，他们参与其中，和书店售货员一家吵成了一团……

　　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觉得不平则鸣可以让人不至于对我们这个社会绝望。我也很清楚：不平则鸣在当下弥足珍贵，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守护的底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后希望。哀莫大于心死。真的，最大的绝望是正义人士或知识精英的沉默。

　　【原载2015年第22期《南风窗》】

　　插图 / 申请救济 / 牛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