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不得番薯香
我生长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春天对我们来说,就是要面对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时期,因为差不多在桃红柳绿的时节家里就断了米,每天三餐都是吃番薯。
当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坐在饭桌旁,看见母亲用笸箩或大碗端上来的又是那蒸的或烤的番薯时,我们都皱起眉头,饿得咕咕叫的肚子似乎立刻不叫了。我每次拿起如巨石般重的番薯,艰难地开始啃,那种熟悉的“甜”,立刻让我的胃升起一种抗拒的力量,嘴似乎在动,一块番薯要啃老半天。
在暮春时节,我们的膳食终于有了改变。这时候,春笋长得有半人那么高。母亲通常带着我和大弟,沿着那弯曲的高低不平的山路,到几十里远的竹山去,在幽静的竹林里收获那冒出地面的春笋。
笋是很好吃的东西,但他必须有一个“伙伴”,那就是食油。可那时候哪里有食油呢?我们家的吃法是酸菜煮笋。开始几天还好,还未开饭,兄弟姐妹已坐在饭桌边,虽然还是没有米饭,但大家似乎都吃的很高兴。但是这种高涨的情绪持续不了多久,没有油的酸菜煮笋很快把我们的胃口败坏了。这是另一种折磨:笋把我们肚子里本就不多的“油”都刮光了,觉得“刮得慌”。
我们的饥饿感更强烈了。刚吃过酸菜煮笋,肚子就咕咕乱叫,似乎刚才没有吃过什么。我们还要在田里劳动,那种饥饿感,使我们全身无力,总是忍不住抬起头,用那失神的眼光四处搜寻。有时发现田头的野草莓刚结出几粒青色的果子,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尽管味道那么酸涩,也觉得肚子里有了一点儿东西。如果哪一天逮住几只麻雀,兄弟几个就会高兴得像过节一样。
咽不下“贴饼子”
1953年我初中毕业,很幸运地考上了师范学校,1955年毕业时,又被保送上北京师范大学。从“中师”到“高师”,饭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哪里想到,“三年困难”时期,我又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
记得是1961年秋冬时节,我们学校部分教师到河北省高碑店地区搞“整社”试点,帮助贫下中农整垮阶级敌人。既然我们是贫下中农的朋友,就得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但我们发现在农民家中搭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用饥饿和怀疑的眼光拒绝我们,我们几个下乡的干部就拿一天一两的粮食在食堂开伙。开始我们用那一两玉米面跟玉米秸碾碎的粉末和在一起做“贴饼子”,虽然饿得不行,还能勉强支持。后来玉米秸也吃完了,不知谁从哪里弄来了一些棉花籽皮。从那以后,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贴饼子”,成为我们一日三餐的食粮。
困难不在做,而在吃。当“贴饼子”烤熟揭锅之际,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愿先伸手去拿黑灰色的“贴饼子”。
最后,总是一位姓徐的组长带头拿起那灰黑色的像巴掌似的块儿。将这“贴饼子”塞进嘴巴的瞬间,会尝到一种令人作呕的怪味,接着觉得满嘴塞满沙子。棉花籽皮的粉末是硬的,可能是因玉米面粉太少,所以在嘴里很容易就化开。任何食品不经咀嚼是无法下咽的,于是,有忍耐力的就让那“沙子”充塞口腔,慢慢地艰难地开始咀嚼,没有忍耐力的就会立刻吐出来。
我们有足够清醒的理智:不吃就等于挨饿,挨一天两天的饿还是可以的,可天天挨饿就等于绝食。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次我的“贴饼子”滚到灶火中去了,我本想不要了,可老徐怕我饿着,连忙伸手帮我从灶火中把“贴饼子”抢了出来,并哄着我吃那已经变得焦黑的东西。哪成想,“贴饼子”经灶火这么一烧,倒有一种混合着焦糊的香味,我借着这股香味很快把“贴饼子”送到肚子里。
不久,老徐等几位同伴都浮肿了,成天用手指摁自己的脸和腿,一摁一个坑。终于各个点都反映了这个情况,抓阶级斗争也得有身体作保障啊,于是领导布置工作,一方面讲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方面让大家改善一次伙食,吃一顿饺子什么的。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吃了一斤二两粮票的素油白菜饺子,创下了今生吃饭的最高纪录。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明知肚子已经很撑了,但嘴里还想吃,于是继续吃,一直吃到想吐为止。
【原载2016年第3期《特别关注》】
插图 / 饥饿的味道 / 黄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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