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29日，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作“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反省。1957年和196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中国唯一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
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也是出名的。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回去;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回去。
1964年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锵有力地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
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直到临终那一刻，五个子女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为了临终再见子女一面，顾准做了一件违心的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顾准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他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认错书。
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然而顾准的幼子（那时才二十出头）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父子感情的。”
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株连而被批斗，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
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那边，将心比心，还不好理解吗？
【选自易中天著《书生傻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插图/顾准/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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