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

　　（1931年4月楼适夷担任左联宣传部副部长，在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领导下工作。1933年6月，冯雪峰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当了宣传部干事。他和冯雪峰冒着生命危险，并肩携手，同甘共苦，倾力工作。）

　　戏剧性痛哭

　　他们同在赫德路一个小巷的陋室里，夜里盖着一条被子，熬过寒冬，早晨围着一个小火炉子，烧水洗脸。他俩一起跑印刷所，改校样，陪着工人聊天;一起悄悄地把刚印好的左联的秘密文学刊物运到自己住的亭子里，把印张折叠起来装订好，再一处一处地散发出去。

　　在地下工作中，他和冯雪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1年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第二年，就把他调进来，做了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翻译家傅雷，不敷衍，不苟且，不妥协。“孤岛”时期，楼适夷和傅雷结下了深情厚谊，每当编辑及其他人和傅雷出现分歧、形成磨擦、闹得不太愉快的时候，都是由他出面调解。

　　1957年，传来傅雷受到批判的消息。上海方面特地给楼适夷来信，要他揭发傅雷的“罪行”，说这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然而，他写不出什么“事实”。 1958年春，他去上海开会，不敢上傅雷家，偏偏上海市委宣传部让他去“帮助”傅雷。于是，楼适夷衔命登门劝说傅雷，傅雷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结果，傅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不久，厄运降临到老友冯雪峰头上。

　　1957年8月14日下午，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与冯雪峰一起出生入死、亲如手足的楼适夷站出来，指责冯雪峰，一把鼻涕一把泪，号啕大哭起来。

　　楼适夷的痛哭，大大出乎冯雪峰的意料。对于老友的戏剧性表现，他既震惊、惶惑，又痛苦、不满。后来，他痛心地对许觉民说：“倘没有适夷这一哭，气氛不会那么紧张，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男儿有泪不轻弹”，楼适夷之大哭、之痛哭，是抒发被朋友欺骗的愤怒？是出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的恐惧？还是在极为紧张异常的政治运动气氛中的失态呢？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

　　“文革”开场了。楼适夷先是坐了三年“牛棚”，又去了“干校”四载，最后因为1934年被捕入狱三年多，被定为“叛徒”，之后“挂”起来五年多。用他自己的话说，“足足靠边十二年”。对楼适夷而言，这是难以忍受的。假如没有这十二年，他能得到灵魂的拯救与精神的苏醒吗？

　　悔恨一束花

　　后来，他写缅怀亡友的文章，写到冯雪峰，写到傅雷，不能不想到自己当年的“积极响应”，“不管什么老朋友，大义灭亲”。写《记胡风》一文，到了看清样时，他又加了一句：“胡风落井，众人投石，其中有一块是我的，心里隐隐作痛，实无面目重见老友”。又说：“对冯，对傅，可愧者多，如有时机，定当自补。”

　　1976年1月30日上午，冯雪峰含冤辞世。楼适夷因所谓“叛徒”问题，仍被“挂”着。冯雪峰住院开刀，他不得去探病;冯雪峰溘然而逝，他不得去送终;甚至那个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他也没资格去参加。

　　冯雪峰火化那天，他买了一束洁白的塑料花，早早赶到协和医院，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了很久。看到遗体从太平间抬出来，放到冰凉的水泥地上，他悄悄走上前去，捧着白花，默默地放在亡友的胸前。

　　一次，一个朋友和他谈起了冯雪峰怎么当上“右派”的事。谈着谈着，他忽然靠在椅背上，挥起拳头，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泣不成声地说：“唉，雪峰呵，雪峰！在左联作家中，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维护鲁迅的，他参加过长征，他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一边写作，一边组织对敌斗争，连家都顾不上啊！甚至毛主席的两个孩子，都是他派人找到，又送到苏联的。他怎么会反党呢？”

　　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楼适夷获得平反，恢复党籍。楼适夷的干部级别是副部级，可以有专车，但他不要;可以配秘书，他也不要。就连比别人高一些的工资，他拿着都不安心。他总是说：“我没干什么事，还享受这么高的‘俸禄，太不应该了。”

　　聂绀弩说，楼适夷“尽管有时简单”，“但表里如一”;姜椿芳说他“有时行事像个小孩”;王元化说他有一颗“赤子般真率的心”;梅志说他是“单纯”的“好人”。

　　楼适夷晚年写过一篇文章，叫《自得其乐——话老年三事》，文中提到萧伯纳说过的一句话：“有的人在自己的脑子里，让别人跑马，人云亦云，省力甚多。”接着，他又写道：“脑子这个器官，是专司发号施令的，要管住自己的脑子，谈何容易？”

　　楼适夷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一定百感交集吧？他终于明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是何等重要！

　　【原载2015年第4期《当代》】

　　插图/楼适夷/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