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

　　

　　1919年5月3日，徐世昌政府的外交委员长汪大燮，告以钱能训内阁密电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山东条款上签字，蔡元培立即将这一消息告知北大学生代表。于是，北京各校学生将原定于5月7日举行的爱国示威集会游行提前至5月4日爆发。

　　当天下午，北大及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共三十余人被巡警拘捕。学生被捕后，北大的学生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这时忽然听见有人说：“蔡校长来了。”一些学生害怕受到校长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蔡元培从容地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还没有说完，全场掌声雷动。蔡元培摆摆手，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此后，蔡元培立即以北大校长的名义，并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几天后，这些学生一个个从监狱里走出，当大队群众伴着他们走进汉花园广场时，人们看到蔡元培目光沉毅、表情慈祥，眼里含着泪水。那一刻学生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蔡元培。

　　“五四运动”一开始，蔡元培就对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对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伤害学术研究和大学独立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20年，蔡元培在题为《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就说：“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还有一层，现在各位为社会服务，这也算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出风头、沽名誉的器具……对于读书和做事，都要有一种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责在我，不可过于责人。”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蔡元培之所以会有借助文化启蒙和教育救国来实现其救世理想的理念，与他本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蔡元培一度也是个激进分子，制造炸弹、组织暗杀团，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温和的教育和文化启蒙。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他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故主张学生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由制造炸药到制造“思想炸弹”，蔡元培最终成为一个教育救国者，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

　　【原载2015年1月27日《阳江日报·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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